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0年8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区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国务院批准施行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以及有关法律，结合本自治区实际情况，制定本条
例。
第二条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建立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自然保护区”）：
（一）对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具有多种功能，植物资源丰富或者次生植被好，通过封山育林和各种抚育措施，能够逐步恢复原来植被的不同自然地带的典型森林生态系统的地区；
（二）珍贵稀有或者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动植物种的主要生存繁殖地区，包括：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主要栖息、繁殖地区；候鸟的主要繁殖地、越冬地和停歇地；珍贵树种和有特殊价值的植物原生地；野生生物模式标本的主要产地；
（三）其他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林区。
第三条 建立自然保护区，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报请批准：
（一）国家自然保护区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二）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由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三）市、县、自治县自然保护区分别由市、县、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后，再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条 在本自治区的国家自然保护区，由林业部或者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管理；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由自治区或者所在市、县、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管理；市、县、自治县自然保护区，由所在市、县、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管理，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负责业务指导。
公安、环保、土地、水电、旅游、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协同林业主管部门对自然保护区实施管理。
第五条 建立自然保护区，要注意保护不同自然地带的典型综合体，以保护热带、亚热带珍稀动植物为重点，为科研、教学提供实验研究基地。
第六条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必须贯彻“保护自然环境和珍稀动植物，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大力发展和合理利用资源，为国家和人民造福”的方针。
第七条 建立自然保护区，要注意保护对象的完整性和最适宜的范围，考虑当地经济建设和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尽可能避开集体的土地、山林（含群众的自留山）；确实不能避开的，应当严格控制范围，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协同当地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第八条 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和保护区界线，由林业主管部门征求有关乡、镇人民政府的意见后提出方案，经所在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同意，按照本条例第三条规定报批。
自然保护区范围一经划定，其管理机构应当即与当地人民政府商订区界协议，落实土地、山林权属，明确周边界线，标桩立界，并划分管护责任区，建立健全各项岗位责任制。
国家计划进行重大经济建设的地区，以及有土地、山林权属争端的地方，不宜新划为自然保护区。
第九条 自然保护区的解除或者变动级别、调整范围、改变隶属关系的，必须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并报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构属于事业单位，其人员编制、基建投资、事业经费等，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分别纳入国家和地方的计划，由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安排。
第十一条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必须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自然保护区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加强保护管理工作。其具体任务是：
（一）开展保护自然资源的宣传教育工作；
（二）保护自然保护区生物种源及其自然环境；
（三）定期进行动植物资源监测和调查，掌握资源变化情况；
（四）开展科学研究，探索自然演变规律和合理利用森林及动植物资源的途径；
（五）进行巡逻检查，制止乱砍滥伐林木、乱捕乱猎国家和地方保护的野生动物，护林防火，防治林木病虫害；
（六）利用荒山、荒地开展造林育林，扩大森林面积；
（七）保护和发展珍贵稀有野生动植物资源；
（八）在确保自然资源不受破坏的前提下，带动和帮助当地居民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
第十二条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所在和毗邻的县、乡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组成自然保护区联合保护委员会，制订保护公约，共同做好保护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需要，可以在自然保护区设立公安机构或者配备公安特派员，行政上受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领导，业务上受当地上级公安机关领导。
自然保护区的公安机构或者公安特派员负责保护自然保护区的自然资源和国家财产，维护自然保护区的社会治安，依法查处破坏自然保护区的案件。
第十四条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可以根据自然资源情况，经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将自然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实验区。核心区只供进行观测研究；实验区可以进行科学实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和驯化、培育珍稀动植物等活动。
第十五条 自然保护区内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统一管理。未经林业部或者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自然保护区建立机构和修筑设施。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修建损害自然生态环境的工矿企业及其他设施，已建立的要限期治理、调整或者拆迁。
第十六条 进入自然保护区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参观考察和拍摄电影、电视以及登山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批准。
任何部门、团体、单位与国外签署涉及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协议，接待外国人到国家自然保护区从事有关活动的，必须征得林业部的同意；涉及地方自然保护区的，必须征得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的同意。
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从事上述活动的人员，必须遵守本条例和有关规定，并交纳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由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物价部门制定。
第十七条 自然保护区内的居民，应当遵守自然保护区的有关规定，固定生产、生活活动范围，在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前提下，从事种植、养殖业，也可以承包自然保护区组织的劳动或者管护任务，以增加经济收入，并协助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做好自然资源的保护工作。
第十八条 有条件的自然保护区，经林业部或者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在指定的范围内开展旅游活动。
在自然保护区开展旅游活动，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统一管理旅游业务，所得收入用于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保护事业；
（二）有关部门投资或者与自然保护区联合兴办的旅游建筑和设施，产权归自然保护区，所得收益在一定时期内按比例分成，但不得改变自然保护区隶属关系；
（三）对旅游区必须进行规划设计，确定合适的旅游点和旅游路线；
（四）旅游点的建筑和设施要体现民族风格，同自然景观和谐一致；
（五）根据旅游需要和接待条件，制订年度接待计划，按隶属关系报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六）设置防火、防盗、卫生等设施，实行严格的巡护检查，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破坏。
第十九条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表扬或者奖励：
（一）保护、管理和发展自然资源成绩显著的；
（二）开展科学研究，探索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途径和生物资源自然演变规律，成绩显著的；
（三）同破坏自然资源的违法行为作斗争有功的；
（四）其他对自然保护区保护工作有显著成绩或者重大贡献的。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视其情节，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进行批评教育，决定给予处罚：
（一）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从事旅游、参观、考察、科研实习、摄影和登山等活动，情节严重的，可处以罚款；
（二）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进行开荒垦殖、放牧、挖取砂土、开山炸石和采矿等活动，损害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责令停止活动，赔偿损失，并处以罚款；
（三）破坏自然保护区建筑和设施的，责令停止破坏活动，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处以罚款；
（四）擅自在自然保护区修建设施和设立机构的，对修建的设施予以没收或者限期拆除，对设立的机构限期撤销，并处以罚款；
（五）盗窃或者非法捕杀、买卖自然保护区内国家和地方保护的动植物及其产品，情节轻微的，没收其工具和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
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部门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罚没收入全部上交地方财政。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
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二条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及其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或者进行其他违法活动，致使自然保护区资源或者财产遭受损失、破坏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本条例，可制订实施细则，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1983年4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源林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试行）》同时废止。
1990年8月11日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诉行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出庭应诉的一项诉讼活动。与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所不同的是，行政诉讼因官与民之间的纷争而引发，现实地位的悬殊使得由何人代表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具有强烈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特别是在妥善化解行政争议、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成为当下行政审判重要使命的背景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对于优化行政审判外部环境、满足民众行政纠纷实质性解决诉求自然有着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并未就行政首长是否需要亲自出庭应诉作出明确规定，但全国各地相继通过颁发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立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并得到了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近年来，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实际运作呈现出首长出庭应诉率和案件协调和解率大幅提升的可喜变化。“海安样本”的出现和传播，则预示着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进一步推广。
与如火如荼的制度实践相比，目前的行政法学理论并没有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这一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制度创新给予应有的关注，有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保障机制的研究还相当匮乏。作为一项本土化的自生自发型制度创新，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充满着实践智慧和经验理性，预示着中国本土行政审判模式的悄然转型，亟待学术研究者进行理论提炼和制度建构。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所言：“行政审判工作迈出每一步，都需要坚实的理论支撑。”就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而言，实践需求和现实功效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终究不能从根本上为其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笔者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我国宪法所确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是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换言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本身就是行政首长负责制的题中应有之意。宪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上述规定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作为我国基本行政领导制度的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要义在于，行政首长不仅要对其个人的行为负法律责任，而且还要对本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本机关组成部分及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所属组织的行政行为负责。在当下中国“集体负责实则无人负责”已成公权力运行痼疾的时代背景下，重申“行政首长负责制就是行政首长个人负责”具有极为特殊的现实意义。之所以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定位于行政首长负责制，直接源于如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行政首长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知情者”。目前，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质疑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必要性的认识，即认为被诉行政行为是具体行政执法人员而非行政首长作出的，行政首长因不知情而没有必要亲自出庭应诉。其实，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在我国行政权力运行的实践中，除了按照简易程序当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外，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批准乃至集体讨论在很多时候都是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内部必经程序。例如，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在所属机关具体行政执法人员的请示汇报或者班子成员的集体讨论中，行政首长对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完全是知情的。可见，行政首长亲自出庭应诉是先前行政程序义务的自然延伸，既有利于人民法院全面查清案情，也有利于被告借助庭审向原告进一步做好解释工作。
其次，行政首长是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决断者”。行政争议能否获得实质性解决已经成为当下评判行政审判工作的首要标准。我国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格局的复杂化，社会转型期间的发展失衡、政策失当和分配不均又加剧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说，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在很多情况下，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不仅要讨个“说法”，而且更要得到“实惠”。与此相伴随的，是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不仅需要“定分”，而且更需要“止争”，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作为被诉行政行为的知情者和所在行政机关各种资源的掌控者，行政首长在行政争议能否获得实质性解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行政首长出庭应诉需要就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充分的理由说明；另一方面，行政首长还需要就案件的妥善化解提供方案。特别是在被诉行政行为并非完美无缺、原告利益受到实际损害时，行政首长应诉的态度更为重要，可以说是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事实上的决断者。可见，行政首长亲自出庭应诉有利于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
最后，行政首长是行政争议源头性预防的“责任者”。党和国家对社会稳定的高度强调以及纠纷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决定了纠纷解决在社会生活和政治运行中的特殊意义。持续多发的社会冲突很容易使转型社会陷入无序状态、乃至引起社会危机。正是基于对社会稳定的重大关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06年联合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进而确立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发生”的司法理念。面对“信访潮”的涌现和“维稳”的现实压力，行政机关必须切实肩负起预防行政争议发生的重任。行政首长通过走上法庭与原告激辩、与人民法院沟通，能够及时掌握行政争议发生的内在机理，从而避免新的行政争议的产生。可见，以发展为第一履职要务的行政首长也应当“兼理”司法，以亲自出庭应诉的方式履行预防行政争议发生的责任。
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定位为行政首长负责制，实现了行政诉讼法制发展与宪法原理的对接，从而为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奠定了极为扎实的理论根基。目前，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经正式提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议事日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也必将实现法制化的飞跃，成为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有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法律保障机制的研究亟待展开。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