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人民政府印发《陕西省公司职工持股会试行办法》的通知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人民政府印发《陕西省公司职工持股会试行办法》的通知
陕西省人民政府
通知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各地区行政公署，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陕西省公司职工持股会试行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1997年第10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公司职工持股会是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作的有益探索。各地市、各部门要严格按照规范程序操作，加强监督管理，及时反映、解决出现的问题，使这一工作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健康发展。
陕西省公司职工持股会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步伐，规范公司职工持股会的组织和行为，保障持股职工的合法权益，促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司是指国有企业依照《公司法》，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含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公司职工持股会（以下简称职工持股会）是指依照本办法设立、隶属公司工会、从事内部职工持股管理工作、代表内部职工股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并以公司工会社团法人名义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
第四条 内部职工股（以下简称职工股）是指依照本办法规定，由公司职工自愿出资，通过职工持股会统一管理的特定股份。
第五条 职工股不纳入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的范围。
第六条 职工股持有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对职工持股会承担责任；职工持股会以其全部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第七条 职工持股会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代表职工股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职工股持有人通过职工持股会，按投入的资金额享有出资者的权益。
第八条 职工持股会筹集的资金，仅限于购买本公司的职工股；不得用于购买社会发行的股票、债券，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本公司以外的其他法人和社会组织投资。
第二章 职工持股会的设立程序
第九条 公司设立职工持股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必须是依照《公司法》有关规定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是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的国有企业；
（二）持有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职工持股会章程；
（三）建立有符合本办法要求的职工持股会组织机构；
（四）对原企业资产重新评估，并经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确认；
（五）有公司工会同意设立职工持股会的证明；
（六）新办公司在确定法定代表人的同时，须明确本公司工会筹备组负责人，并依据《工会法》建立工会，承担职工持股会相应职责。
第十条 职工持股会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宗旨；
（二）持股会名称；
（三）职工股的股份总额或出资总额以及每股金额；
（四）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五）职工持股会的议事程序和规则；
（六）职工股内部转让及受益的有关规定；
（七）职工持股会理事会及其成员产生办法、职权和任期的规定；
（八）职工持股会办事机构及其职责；
（九）公司工会社团法定代表人；
（十）章程修改程序；
（十一）职工持股会的解散与清算办法；
（十二）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公司设立职工持股会须经企业主管部门批准，并经本级人民政府经济贸易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职工持股会的，同时报本级人民政府体制改革行政部门）备案后，方可实施。
第十二条 公司设立职工持股会应报送下列文件：
（一）公司设立申请书或者公司增资扩股申请书中，对职工股发行方案、比例、价格、方式等问题的说明；
（二）公司章程中对职工持股会、职工持股名册、会员出资证明、管理方式等的规定；
（三）职工持股会章程（草案），职工持股名册和出资证明样式。
第三章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三条 职工持股会实行会员制；凡认购公司股份的本公司职工均为职工持股会会员。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选举职工持股会理事；
（二）通过职工持股会理事长出席公司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三）依照有关法律政策及本会章程，处置其股份；
（四）通过职工持股会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纪要、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监督公司生产经营，提出建议或质询；
（五）按所持股份获得红利；
（六）公司终止后依法取得公司的剩余财产。
会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有关法律政策；
（二）遵守本会章程及公司章程；
（三）不得退股；
（四）服从和执行公司及职工持股会会员会议决议。
第四章 职工持股会的组织机构
第十四条 职工持股会由职工股持有人组成。
第十五条 职工持股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员会议，就职工持股会章程的制定和修改、职工持股会的管理以及会员行使股东权利等有关事项做出决议。
第十六条 职工持股会会员会议选举3名至9名兼职或专职人员组成职工持股会理事机构，办理职工持股会有关工作。
第十七条 职工持股会章程的修改，必须经代表职工股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会员通过。职工持股会的其他决议，必须经代表职工股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会员通过。
第十八条 职工持股会理事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收集会员出资资金购买本公司的股份；
（二）集中管理职工股股本凭证；
（三）管理职工持股名册，向会员出具出资证明；
（四）根据公司分配方案为会员办理分红事项；
（五）召集、筹办职工持股会会员会议；
（六）代表或推选代表参加公司股东大会。
第十九条 根据职工持股会会员会议的决议，职工持股会可设理事长一名，为职工持股会法定代理人，代表会员参加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会议，行使表决权。
第二十条 职工持股会理事机构和理事长接受会员的监督。
第五章 职工股的发行与管理
第二十一条 公司在设立和增资扩股时，可以吸收内部职工持股，并按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二十二条 公司在设立时吸收职工持股的，应当按照公司职工股发行方案由职工认股。职工认股后，应组成职工持股会，由职工持股会统一办理职工入股事项。
公司增资扩股时发行职工股的，通过职工持股会办理职工认股、入股事宜。
第二十三条 公司职工股限于以下人员通过职工持股会购买：
（一）公司发行股份时，公司和分公司的在册职工；
（二）离、退休和退养职工；
（三）公司派往子公司、联营企业工作、劳动人事关系仍在本公司的职工；
（四）公司的董事、监事。
第二十四条 职工持股会股金由企业工会根据职工在本企业的工龄、岗位和贡献等因素，确定职工个人认购股金的上下限额。
第二十五条 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以上、不足3000万元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的持股额最高不超过职工持股股份总额的3％；注册资本金在3000万元以上、不足5000万元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的持股额最高不超过职工持股股份总额的2％；注册资本额在5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的持股额最高不超过职工持股股份总额的1％。
第二十六条 公司应当在登记注册或变更登记后，向职工持股会交付由公司董事长签发的职工股份凭证。
第二十七条 职工股份凭证由职工持股会集中统一管理。
第二十八条 职工持股会建立职工持股名册，作为职工持股会管理职工股的依据。
第二十九条 职工持股名册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会员姓名、身份证号码、工作证（或者离退休证）号码、住所、出资证明号码；
（二）会员出资金额、持有股份数；
（三）股份变动情况；
（四）职工持股会理事长、会员本人及经手人的签章。
第三十条 职工持股会应向会员出具的出资证明，作为会员核查本人出资金额、据以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书面凭证。
会员出资证明由职工持股会理事会理事长签发。出资证明与职工本人身份证、工作证（或离退休证）同时使用方为有效。
第三十一条 会员出资证明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会员姓名、身份证号码、工作证（或离退休证）号码、出资证明号码；
（二）发证日期及注意事项；
（三）会员出资证明应当标明“内部职工”字样，加盖职工持股会和职工持股会理事会理事长印章。
第三十二条 经股东会议或董事会同意，公司可将部分奖金作为职工股。
第三十三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采取派送股的形式时，对职工股的派送股，应当与普通股股东同股同价。
派送股可以由职工持股会直接分配给会员。
第三十四条 公司职工死亡或经公司同意调离时，即视为自动退出职工持股会；职工持股会可按职工持股名册记载的会员出资金额和持股数，参照公司上年度每股净资产值将此股份收回，转让给其他会员。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人民政府经济贸易行政部门、体制改革行政部门和省总工会负责解释。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
第三十六条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6月19日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超越与困惑
魏红亮
行政变革的理论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新贵无疑是“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相比教而言，它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察视角，而是从市场和经济学的角度重塑了许多行政的理念和价值，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发展架构。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妇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并倡导“服务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务理论(the New Public Service)，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的服务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视的巨大意义。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鲜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政府相似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因此，其核心内容是力图将私营部门和工商企业的方法用于公共部门，强调市场竞争、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估、行政过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顾客导向等。一时间，“企业化政府”、“市场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员使用率极高的流行词语。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并没有涵盖当今政府在实践中所应该涵盖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分强调政府向企业学习、用企业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务，往往会而且在实践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差别，从而产生伦理上和责任上的问题。另外，在市场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腐败现象。这一切，导致公平与公正问题的凸显。
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不再同时掌舵和划桨，而是把划桨的任务赋予更为高效率的市场，政府则专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妇则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当我们急于掌舵时，我们是否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从掌控和驾驭社会的角度讲，政府过去已经做了很多，也的确发挥过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现代社会，这种单极化的掌控结构是否还合理呢？现代社会更多意义上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构，即便在公共行政领域它更多的也要体现出公民的主体性。其实公民才是一个多重的角色，他们既是公共财政的主要供给者，也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各种生活的参与者和公共利益实现的监督者。归根到底，作为最终的授权者，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新契约的形式向民间公共组织授权，而非单独指向政府，这样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政府在许多时候的角色将不再是主导型的，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至于划桨手也不仅仅是市场这一单一结构能够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为多元的参与力量来重构体系。
2、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在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新理论。丹哈特夫妇提供了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比较的一个代表性范式，他们提出了对服务行政有相当指导意义的七个方面：1.服务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4.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5.责任并不是单一的；6.重视人而不止是生产率；7.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夏书章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在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新公共服务运动，并非偶然，故不论它们之间的理论观点和具体内容上的分歧和争议如何，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视，即强调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归根到底是公共服务的性质。”
与新公共管理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观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之上的。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 (1) 新公共服务呼吁维护公共利益，“ 当公民能够根据公共利益去行动时,社会的广泛利益才能从一个独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脱离出来,并转变成一种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会奉献的过程最终使个人变得完整”，这种观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个人自利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论。（2） 新公共服务强调尊重公民权利。新公共服务的倡导者坚持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不同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的, “公民具有一种公共事务的知识,一种归属感,一种对整体的关切,一种与自身的命运休戚与共的社群道德契约”。新公共服务倡导者相信公共组织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分享的过程来运行,就一定能获得成功。（3） 新公共服务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务看到当今政治生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变化,政府不再是处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更多的利益集团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新公共服务认为行政人员应该意识到,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企业家,他们是“公共资源的管家、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 ,将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
3、新公共服务理论需要发展和实践。新公共管理努力实现的是对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现实的问题使得关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为必要，相应的它对于追求何种最终价值却少有兴趣，也就缺乏探讨紧迫性的认知。作为一种变革和救治的视角，我们对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赞成与肯定，但是这样一种理论进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术和工具的层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务则试图将管理的视角逐渐切换到对管理乃至社会发展根本价值的关注上来。资于往事，鉴于现实，我们需要在一个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在二者理念中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尽管丹哈特夫妇在提供的多个项目的比较后发现，二者似乎存在着太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形式和价值事实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们认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体缺位”时期，它也正走在根本价值的漫长回归之路上，并不能因为当时的理念多么浅显而否认那曾是形式与价值耦合的一个历史进程。新公共服务高举价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确实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实践上并不能与新公共管理并驾齐驱。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困惑
公共行政转向倡导服务的价值和实质的正义，需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为根本的行政体系。这样一种理论推定的首要问题“是否可能”或者说“是否具有操作性”将如何来界定呢？事实上，通过分析，我发现有四个困惑必须予以解决才能回答其现实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为本就意味着公共行政必须满足公民的需求并为不断发展的需求提供服务升级的义务。那么，公民的理性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种理性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确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实往往最注重基础的需求，而对于可能的或者高层次的需求缺乏认知，这主要是因为需求环境、需求阶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异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向往乡村田园的环境，而农村居民会觉得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这种需求的“围城”困境并不意味着绝对的需要，而是阶段性的比较和补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总是表达不充分或者时效多变的，寻求一种明确的认知似乎目前还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们能清楚无误地传递给供给方吗？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达取决于三个因素：a.公民表达的能力，这一点是因人而异的，最好的表达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达尚有疑问，何况千差万别的公民群体。b.公民的表达意愿，公民的表达意愿是受个体情绪影响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质和个性的人对表达的见解是不径相同的。c.表达的成本，这一点其实也很关键，如果公民感觉到对话的成本高于收益或者担心投入沉没的话就会放弃许多表达的机会。
3.公民认为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么？公民的评价体系同样体现出迥异性，即使是同等同质的服务对于不同的客体而言满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困境时常出现，使得服务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响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现实而言，差别的公民个体理性层次不同，作为全体考察时则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只能称之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满意？作为服务供给者的身份，如何让公民满意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作为权力和权利主体的公民在接受服务的时候对于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宽容的感情，他们通常应当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1.政府是全心全意为我们考虑的吗？政府的人员是由一般的公民担任的，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本职工作来实现政府的服务。这个特殊群体的集合是不是会带来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团化？他们考虑服务的基点还能保持公正吗？还有可能在冲突的区域依然保持价值的中立吗？以上的担心不是多虑的，既往的“经济人”假说事实上更加增添了这方面的不确定感。
2.政府能提供尽可能多和好的服务吗？这个问题直接与服务的意愿和政府的能力有关：从意愿的角度，政府在获得充分的授权后，必须有兑现契约的实际行动和完善服务的创新精神，还必须保障能够落实到制度化的设计上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随意性安排；从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体的行政中应当表现出足够的驾驭本职的素质并且有令人信服的实践来进行经常性的校验；这个问题实质上还与政府对公民需求的认可有密切的关系，公民表达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应、是否带来了未来服务升级的承诺和预期等都是现有较松散公民社会的结构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吗？既然服务是公民对政府的根本定位，那么政府目前所发挥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吗？在某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已经是最好的可能吗？现实中，多元的社会和多元的结构已经提供了选择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证明它还有必要居于主导，就必须放弃过去获得的授权合同，主动退出，但是政府这种自觉的行动常常是缺乏压力和动力的。
所以，政府总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达成共同的核心价值？作为追求理念的“生产力”与“效率”、“民主”与“正义”、“安全”与“福利”等在社会认知上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体通常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认识，政府在各个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问题还在于作为被授权的服务主体——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社会价值的统一发挥影响，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开展统一的行动，而且保证不虢夺侵犯公民的权力。另一个方面，公民作为权力的主体为何要去认同某种共同的价值，那些个体和群体多元化的价值之间又如何来保持融合和平衡冲突？我们会发现关于价值的争论实际上归结到最后就是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根本性基础——合法性认同，公共服务的行政变革不能是停留在技术修补层面的运动，而应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方位重构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务是现在还是未来？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建构服务行政的事实与价值取向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对既往的弊端和危机时，形式的修正需要更显得迫切，而对于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显得不合时宜，
那么服务的理论是不是太过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们的时代而应当被视为未来的理想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目前指导理论的建设性是不可延缓的，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新公共服务都无法回避。
三、结论
公共服务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务理论的可能，而是对公共服务必须解决的理论层面提出了建构的基本内容。一种公共服务理论的建立，必须围绕上述的问题展开探讨，任何理论倘使不能解开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还是会“混淆了规范与描述”，难以提供出“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替代性方案”。历史上的政府形态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至少已经扮演过两个角色，一个是大包大揽的全面干预者，就像我们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看到的统治管理形态，另一个是的市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强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势政府。事实上，作为权力本体的公民们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吗？当然不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实际上也呼唤了新意义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向上仰视我们的政府，他们必须记录下我们所能给予的权力、坚决保留的权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权力，并确定法律去保障它们；其次，我们需要一个热心了解我们需求的政府，他们应该划分出必须提供的、尽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层次，然后努力去达成这样的供给；最终，我们需要一个全心全意服务于我们的政府，他们以尊重人的个性、确认人的价值、推进人的发展为使命。因何而服务?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民主的政府是为他们的公共服务而存在。”我们所需要的也正是一个服务性的新型政府。
参考文献：
1. [美]戴维•奥斯本.《改革政府》，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2. [美]罗伯特•B•丹哈特、珍妮特•V•丹哈特著，丁煌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丁煌．《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澄清》，中国行政管理，2004 年第11 期
4. 丁煌．《政府的职责:“服务”而非“掌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5. 辛传海．《公共服务:是“顾客主权”还是“公民主权”》，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第2期
6. 夏书章.《公共服务（夏老漫谈）》，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3期
7. 王丽莉、田凯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与超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 年第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