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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尼泊尔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发表联合声明（全文）


　　2012年1月14日，中国和尼泊尔在加德满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联合声明

(2012年1月14日，尼泊尔加德满都)


　　应尼泊尔总理巴布拉姆·巴特拉伊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12年1月14日对尼泊尔进行了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会见了尼泊尔总统拉姆·巴兰·亚达夫，同巴特拉伊总理举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在友好诚挚的气氛中，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一、双方回顾了久经考验的中尼友好关系，满意地指出，1955年建交以来，中尼关系始终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两国关系的特点是平等相待、和睦共处、世代友好、全面合作。

　　双方一致认为，中尼关系对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不断巩固和深化中尼友好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双方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中尼世代友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二、双方重申，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相互尊重彼此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相互尊重和理解彼此主要关切和核心利益。双方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结盟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友好交流与合作。双方同意分享发展经验和先进技术，加强全方位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双方认为，高层交往对双边关系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双方将保持高层互访势头，并利用多边场合举行两国领导人会晤。双方将充分发挥外交磋商、经贸联委会等机制的作用。双方同意建立外长磋商机制。

　　三、尼方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和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方坚定支持中方为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所作的努力，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任何反华分裂活动。中方高度赞赏尼方立场。

　　中方重申，将继续坚定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坚定支持尼泊尔为维护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稳定所作的努力。作为亲密邻邦，中方对尼泊尔和平进程取得的进展感到高兴，衷心希望尼实现和平、稳定和繁荣，早日制定新宪法。尼方高度赞赏友好邻邦中国在尼历史转型时刻所表达的善意。

　　四、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在社会经济发展、贸易、旅游、水电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

　　尼方衷心感谢中方多年来为尼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宝贵援助，表示尼泊尔正处于转型期，期待中方继续提供支持。中方表示，中国政府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尼泊尔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帮助。中方同意加快实施加德满都环路改造、塔托巴尼旱港等发展项目。

　　应尼方请求，中方同意增加对尼经济技术援助，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双方签署了《中尼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双方同意加强合作，确保中方提供优惠贷款建设的上崔树里水电站项目的顺利实施。尼方欢迎中国参与尼博克拉国际机场建设，中方对此持积极态度。

　　双方对中尼第二条陆路通道沙拉公路正式开通表示祝贺。双方同意，发挥两国地理相邻的优势，进一步加强互联互通，特别是改善中尼间陆路交通基础设施，为加强双方交流合作和经贸往来提供更多便利。双方认为，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应充分发掘潜力、发挥各自优势，加强边民往来，促进贸易和旅游，扩大物资和服务流通，拓展互利合作。

　　中方表示，鼓励和支持有实力、信誉好的中资企业赴尼投资兴业，并为双方商定的合作项目提供包括优惠性质贷款在内的融资支持。尼方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访问期间，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尼泊尔财政部签署了关于贷款合作机制的备忘录。双方同意继续就商签《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保持沟通。

　　五、双方认为，加强边境管理和利用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双方同意共同努力，营造一条和平、安宁、友好、合作的边界。双方签署了《中尼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协定》和《中尼边民过界放牧协定》。

　　双方积极评价中国公安部与尼泊尔内政部门开展的合作，愿完善两国执法机构的会晤制度，深化在边境管控、执法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合作，维护中尼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六、双方对近年来两国人文领域的交往势头感到满意。双方宣布2012年为“中尼友好交流年”，同意进一步促进两国在文化、教育、青年、媒体、智库、学者、友好团体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双方签署了《中尼文化合作协定》，同意进一步加强中尼文化交流与合作。双方认为，中方在尼泊尔定期举办“中国节”，对两国文化交流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意继续举办上述活动。双方还将邀请文化、艺术团组互访。

　　双方注意到，自2009年建立青年交流机制以来，两国青年代表团已实现互访，双方对此感到满意。双方同意将两国青年交流互访团规模从30人增加到50人。中方将于2012年邀请100名尼泊尔青年访华。中方将继续向尼方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欢迎尼泊尔学生通过其他渠道和项目来华深造。

　　双方同意，进一步扩大中尼旅游合作，支持对方在本国开展宣传推广活动。

　　七、双方认为，中尼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能源和粮食安全以及其他关系到发展中国家诉求的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相同或相近。双方同意，继续就此保持密切协调与配合，维护中尼两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双方积极看待并支持对方参与区域合作进程，同意加强在各个地区合作机制中的协调与合作。

　　八、双方认为，温家宝总理对尼泊尔的正式访问标志着中尼关系提升到新水平，是两国友好合作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方对尼泊尔政府和人民给予的热情友好接待表示感谢。

　　温家宝总理诚挚邀请巴布拉姆·巴特拉伊总理在双方方便的时候正式访问中国。巴布拉姆·巴特拉伊总理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 何家弘


（一）


1998年春天，我参加了侦探小说作家联谊会组织的武夷山采风活动，然后又作为中国-欧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的受益人，到法国的埃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收集积累素材并进行初步创作，后来于暑假期间完成了一部解读证据法学的小说——《黑蝙蝠·白蝙蝠——证据的困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在该书中，我借当事人之口，系统讲述了证据法学的内容，特别介绍了一些外国的证据制度和规则。在当时，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对于普及证据法学的知识也发挥了一点作用。


十多年过后，当我要修订这部小说的时候，发现那些证据法学的内容已有些过时，而且会削减读者阅读犯罪悬疑小说的兴趣。于是，我决定尽可能删除那部分内容，仅保留基本的故事框架。另外，正在把这部小说翻译成法文出版的法国黎明出版社编辑在来信中说，法国读者很喜欢小说中的“洪钧-宋佳组合”，希望在这部小说中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于是，我让宋佳走进了“武夷山疑案”的审判法庭，也算是满足了读者的一个愿望。修订之后，这部小说的名字也改为更符合创作本意的《无罪谋杀》。


刑事司法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但是，在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这都是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错案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不仅法制不太健全的国家有刑事错案，譬如中国，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也有刑事错案，譬如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许多州都建立了“无辜者中心”，通过“无辜者行动”对可能错判的案件进行复查，至今已通过DNA检验，发现并纠正了约380起错案。


（二）


2011年4月7日至11日，我应邀到美国的辛辛那提市参加了“2011年无辜者协作网研讨会——错判的国际探索”，并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大陆地区刑事错案问题的主题发言。在研讨会上，来自墨西哥的代表罗伯托·赫尔南德兹放映了他执导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披露了墨西哥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该片名为《有罪推定》，其寓意发人深省。


2012年8月7日至8日，“预防刑事错案国际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顺利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主题是“完善司法制度，预防刑事错案”，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我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和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家的16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预防刑事错案，需要改良我国的诉讼制度，例如转变刑事庭审虚化的现状和改良陪审徒有虚名的制度，也需要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例如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和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外，司法人员还必须转变司法观念。


司法观念是指司法人员在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并指导其行为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状态。就刑事错案的预防来说，司法观念的转变包括十个方面：（一）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二）从权力本位的司法观转向权利本位的司法观；（三）从长官至上的司法观转向法律至上的司法观；（四）从军事斗争的司法观转向文明公正的司法观；（五）从暗箱操作的司法观转向公开透明的司法观；（六）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公正观；（七）从有罪推定的办案观转向无罪推定的办案观；（八）从侦查中心的程序观转向审判中心的程序观；（九）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十）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科学证据的证明观。


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司法人员不能直接去感知，只能通过各种证据去间接地认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司法人员的这种认识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因此，无论是侦查人员还是预审人员，无论是检察人员还是审判人员，他们就案件事实所做出的决定都难免出现误差。这是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了的事情。


从办案的客观结果来看，误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有罪者当成了无罪者。于是，该抓的没抓，该关的没关，该起诉的没起诉，该判刑的没判刑，总之，是放纵了坏人。另一种情况是把无罪者当成了有罪者。结果，不该抓的抓了，不该关的关了，不该起诉的起诉了，不该判刑的判了刑，总之，是冤枉了好人。为了简便，我们可以把前者统称为“错放”，把后者统称为“错判”。


在案件中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案人员面临两难的选择。放吧，可能放纵坏人；判吧，可能冤枉好人。当然，有人会说，继续调查嘛，案情总能水落石出，但是，受人力、物力、时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继续调查只是一句空谈，或者是一厢情愿。换言之，有些案件就是无法查至水落石出。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司法观念。


（三）


我们的民族传统似乎是宁愿“错判”也不要“错放”的。诚然，我们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坚决反对“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口号，但是，让我们接受西方那种“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的观点亦有困难。有人认为，让有罪者逃脱处罚是使社会利益受到损害，而让无罪者错受处罚是使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两相比较，后者的损害轻于前者。换言之，如果一定有错的话，那么这错误最好由个人承担。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我并不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但是，人们在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时，犯了一个“计算上的错误”。实际上，“错放”只是一个错误；而“错判”很可能是两个错误。“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到了社会中；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可能放纵一个真正的罪犯。2010年震惊中国的赵作海冤案和2013年颇受关注的“浙江张氏叔侄冤案”都是很好的例证。另外，错判还有一个严重的潜在危害，那就是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司法乃至国家的信念！由此可见，“错判”的危害要大于“错放”的危害。因此，在案件事实处于模糊状态时，办案人员的选择应该是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这正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项基本要求。


于是，我在《无罪谋杀》的题记中写到：“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定有罪之前,应该先被假定为无罪者,然后由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既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也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如果公诉方不能用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法院就应判被告人无罪。简言之，疑罪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