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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立法的思考

　　　　　　　　　　陈苇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 , 冉启玉 西南政法大学 讲师


　　内容提要: 法定继承的人范围和顺序，是我国《继承法》修改的难点问题之一。围绕这一问题，学术界有诸多争论。关于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立法上还存在很多不足，应结合我国民众的继承意愿和继承习惯，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修改、完善相关立法。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是指哪些人能够成为法定继承人及其依据何种顺序参加继承取得遗产，这既关系到对被继承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也涉及到家庭扶养职能的实现。值此我国《继承法》修改之际，我们在考察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修改论争的主要观点基础上，分析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立法现状与不足，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结合我国民众的继承意愿和继承习惯，提出修改、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建议，以供立法机关参考，期望对《继承法》的修改及未来的《中国民法典·继承编》的制定有所裨益。
一、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与顺序修改论争的主要观点
我国现行《继承法》制定于 20 世纪 80 年代。该法从 1985 年施行至今已有 27 年。在 21 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社会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遗产继承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法定继承人范围过窄，法定继承顺序也存在某些不合理之处，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以适应调整新时期我国民众遗产继承新情况的需要。但对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应当如何修改，专家学者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提出的立法建议也不尽相同。因此，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究竟应当如何修改，是《继承法》修改中的难点问题之一。首先，对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修改论争的主要观点进行考察。
(一) 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修改论争的主要观点
关于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是否应适当调整，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现行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比较合理，赞同《继承法》的现有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现行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不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需要进行调整。对于法定继承人范围是否需要调整的论争，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我国法定血亲继承人的范围是否应适当扩大？ 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应当维持原状；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过窄，应予适当扩大。至于扩大到哪些近血亲，学者们的观点不尽一致，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立法建议： 一是主张扩大到第四亲等内的血亲； 二是主张扩大到在一个家庭中共同生活或有扶养关系的三亲等的血亲；[1]三是主张只增加兄弟姐妹的子女( 即侄子女、外甥子女)作为法定继承人。[2]
第二，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继子女是否应为法定继承人？ 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经过近 20 多年的运作，我国《继承法》有些特色已成为我国固有法的一部分，建议予以保留，如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相互享有继承权的规定。[3]另一种观点认为，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子女享有对继父母的遗产继承权，对父母再婚不利、实际上也损害继父母的亲生子女的继承权，故建议取消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互有继承权的规定，改为适用《继承法》第 14 条有关酌情分配遗产的规定为宜。[4]
第三，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或丧偶女婿是否应为法定继承人？ 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该制度的设立较为公平合理，有利于老年的公婆、岳父母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安慰，有利于发扬中华民族的美德、发挥家庭的扶养职能，体现了权利义务的一致性。[5]另一种观点认为，此是将本应由道德调整的问题纳入到了法律调整的范畴，通过适用《继承法》有关酌情分得一定遗产的规定同样也可以保护此种丧偶的儿媳和女婿的合法权益，故不宜将其纳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二) 我国法定继承人顺序修改论争的主要观点
关于我国法定继承人顺序的修改，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法定继承人顺序符合我国国情，应当维持《继承法》原有的规定。[1]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法定继承人顺序不够合理，需要进行修改，其修改的内容包括： 配偶继承人的继承顺序与血亲继承人的继承顺序。
第一，配偶继承人的法定继承顺序是否应进行适当调整？ 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配偶应固定继承顺序。《继承法》将配偶固定在第一顺序，这体现了配偶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配偶应不固定继承顺序。我国配偶继承顺序的现行规定，既不符合我国民间的继承习惯，也使配偶的继承份额有限，并且不能兼顾保护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因此，建议不固定配偶的继承顺序，配偶可以参与到任何一个继承顺序与血亲继承人一起共同继承。
第二，血亲继承人的继承顺序是否应进行适当调整？ 对此，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父母和子女是否应当在同一个继承顺序。[6]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我国人口老年化严重的背景下，应考虑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情况，父母作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可以缓解人口老年化带来的赡养问题。[7]另一种观点认为，子女及其直系卑血亲应当优先于父母的继承顺序，子女及其直系卑血亲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父母作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这样可使遗产通过子女及其直系卑血亲往下传而被保留在被继承人的后代之家庭内部，这符合我国民间的继承习惯，也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相一致。同时，对被置于后面继承顺序而未能参加继承的受被继承人扶养的父母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晚年生活保障，可以通过设立特定遗产( 包括遗产中供受扶养人日常生活使用的物品和住房) 的终身使用权的方式，予以妥善地解决。[2]
二、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立法现状与不足
关于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的立法现状，根据《继承法》第 10、11、12 条的规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包括： 配偶、子女( 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父母( 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兄弟姐妹( 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 孙子女、外孙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为代位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不受辈数限制。（注：参见 1985 年 9 月 1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25 条。）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针对以上学者对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修改的主要观点论争，结合现行《继承法》的规定，我们简要分析现行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立法之不足。
(一) 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的立法之不足
1、我国法定血亲继承人的范围过窄。除配偶继承人外，《继承法》规定的直系血亲继承人上至祖父母、外祖父母，下至全体直系卑血亲，旁系血亲继承人止于兄弟姐妹，此外还有因扶养关系而取得法定继承权的人( 包括形成扶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 。目前，我国法定血亲继承人范围是世界上最窄的国家之一。这种立法例的主要缺陷如下：
第一，这与我国现有的家庭结构和血亲关系的变化不相适应。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 30多年，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子女”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使我国家庭结构已呈小型化核心家庭为主，在核心家庭中近血亲的种类和数量都在减少，如兄弟姐妹数量的减少甚至家庭中无兄弟姐妹。随之而来的就是叔、伯、姑、舅、姨、侄子女、外甥子女这些血亲的种类和人数也减少。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3． 10 人，比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 44人减少 0． 34 人。我国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法定血亲继承人的总量有所减少。基于这一社会现实情况，应当适当扩大法定血亲继承人的范围。如前所述，对于扩大法定血亲继承人的范围，学者们已提出了不同的建议，对其范围扩大最宽的建议是将法定继承人范围扩大到四亲等以内的血亲，对其范围扩大最窄的建议是仅增加兄弟姐妹的子女为法定继承人。我们认为，就四亲等以内的血亲而言，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有些亲属如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之间发生继承的情况非常少，民间也没有这样的继承习惯。借鉴外国的相关立法例，结合我国民众的继承习惯，新增加的法定继承人，应当与被继承人具有一定经济上和情感上联系、在一定情况下能尽扶养和扶助义务，并且在民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习惯的血亲为宜。因此，增加兄弟姐妹的子女为法定继承人较为适宜。
第二，这不利于保护自然人的私有财产继承权。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家庭的财产数量及种类都有较大的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6977元，比上年增加 1058 元，增长 17． 9%。2011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 23979 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 21810 元，比上年 增 加 2701 元，增 长14． 1% 。我国民众私有财产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要求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的修改应当加强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基于保护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之私法理念，公民死亡后遗留的个人财产应尽量归属于其近亲属继承。但我国现行法定继承人范围过窄，这容易出现无人继承而导致私有财产归公。显然，这不利于保护公民的个人私有财产权，可能挫伤人们创造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
第三，这与我国民众的继承习惯不完全相符。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现实生活中无子女的叔、伯、姑、舅、姨，由其侄子女、外甥子女给予精神上的慰籍，经济上的供给及生活上的帮助的情况较多，但是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并不包括上述亲属，这不利于发扬近亲属之间相互扶养的传统美德，也与我国民间这些亲属之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习惯相悖。[8]由于我国家庭人口结构的小型化，未生活在同一家庭中的近亲属之间的联系，尤其是经济上的联系相对传统农业社会而言较为松散。在目前我国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子女在外求学、参军等情况下，就会出现大量的空巢家庭。[9]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的修改，应当考虑如何有利于激励近亲属间经济上相互扶养与生活上相互照料的积极性，以利于保障老年人尤其是空巢家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因此，我国应当适当扩大法定血亲继承人的范围，增加兄弟姐妹的子女作为法定继承人。
第四，这不利于保护涉外及涉港、澳、台继承案件当事人的财产继承权。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外民众交往逐渐增多，同时我国内地民众与港、澳、台三地区民众间的交往也更频繁。与之相应，涉外及涉港、澳、台继承案件也有所增多。我国内地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过窄，不利于保护涉外及涉港、澳、台继承案件当事人的财产继承权。在国外，为防止遗产因无人继承而归公，有的国家的立法有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的趋势。如 2003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对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做了重大修改，已极大地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长辈血亲止于被继承人的曾祖父母和外曾祖父母及表、堂祖父母，表、堂外祖父母的子女，晚辈血亲止于被继承人的表、堂孙子女的子女，此外还包括被继承人的继父、继母以及继承人之外受被继承人扶养的人等。[10]404我们认为，此立法动向值得注意，我国应当适当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2、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互有继承权的规定不够合理。我国《婚姻法》第 27 条规定： “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我国《继承法》第 10 条亦规定，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互为法定继承人。对此，如前所述，我国有学者已提出此规定不利于离婚一方的再婚，因为这样可能影响夫妻关系，损害扶养继子女的继父母一方的亲生子女的利益。[11]我们赞同此观点。因为，在继父母扶养了继子女后，法律还强行规定继子女有权继承继父母的遗产，这也许会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据我国学者的调查显示，尽管在我国一些地区存在平等对待继子女继承权的传统，但仍有部分人不承认继子女的继承权，且相当大比例的人选择对继子女的继承权视具体情况而定。如在北京地区，有 5． 9%的被调查者选择根本没有考虑过继子女的继承权，有 25． 9%的人选择会视具体情况而定。在重庆市有 11． 4% 的被调查者选择根本没有考虑过继子女的继承权，有 34． 8% 的人选择会视具体情况而定。在武汉市有 17． 1% 的被调查者选择根本没有考虑过继子女的继承权，有 31． 0% 的人选择会视具体情况而定。[12]342我们认为，继父母与继子女已经形成扶养关系的，如果继父母愿意让继子女继承其遗产，有以下三种方式可选择： 一是根据我国《收养法》的相关规定收养该继子女； 二是通过遗嘱将财产遗赠给该继子女( 继子女也可采取这种方式遗赠财产给继承父母) ； 三是可依《继承法》第 14 条的规定，请求酌情分得适当的遗产。通过以上措施，可以保护继父母与继子女双方的合法权益。
3、丧偶儿媳或丧偶女婿享有继承权的规定之不足。儿媳与公婆，女婿与岳父母为姻亲，许多国家法律规定姻亲之间无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我国《继承法》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旨在于鼓励丧偶的儿媳或女婿对公婆、岳父母的赡养。但近年来有学者对此规定提出了质疑，认为此规定有一定不合理的地方。一是此种规定将本应由道德调整的规定纳入到了法律调整的范围； 二是多数国家的继承法都未将姻亲纳入法定继承人范围； 三是此规定不符合我国民间按支继承的传统，可能会出现不公平。如果被继承人同样留有不止一个子女且每个子女都有子女时，丧偶儿媳对公、婆或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并且其子女还可以代位继承，此时该支亲属就继承了两份遗产。但在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儿媳或女婿没有丧偶的情况下，该被继承人的子女就只能继承一份遗产。在此种情况下，两支亲属所尽义务基本相同，但继承份额却不同，就出现了遗产分配不公平的现象。我们赞同此观点。我们认为，如果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通过适用《继承法》第14 条酌情分得遗产的规定而予以适当补偿，但不宜将他们纳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2]
(二) 我国法定继承人顺序的立法之不足
如前所述，根据《继承法》第 10 条规定，法定继承人的顺序有如下二个： 第一顺序： 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 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我们认为，我国法定继承人顺序的立法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我国法定继承人的顺序太少。关于法定继承人的顺序，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属于最少的。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继承顺序有八个，英国的法定继承顺序有七个，澳大利亚大多数州和德国规定的法定继承顺序有五个，法国的法定继承顺序有四个，瑞士、日本、意大利( 除了国家作为第四顺序外) 和美国《统一遗嘱检验法典》的法定继承顺序有三个。我们认为，法定继承人的顺序太少，一方面容易导致遗产继承过于集中，另一方面容易导致无人继承而遗产归公。
2、我国法定继承人的顺序不够合理。我国法定继承人的顺序的安排主要有以下不足： 其一，父母与子女同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这不符合我国民众的继承意愿和继承习惯。根据我国学者调查，从我国民众的继承意愿看，大多数被调查者都希望配偶和子女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父母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12]69另据我国学者调查，在我国民间，如果死者留有后人( 子女) 时，父母一般不继承遗产。其二，配偶为固定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这对配偶继承权的保护力度还不够。在现代社会，夫妻作为家庭的核心成员，配偶的继承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与部分国家相比，我国将配偶列为固定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其所得之遗产最多固然可能是全部，但如果死者有多个子女并留下父母时，其继承份额则十分有限。其三，我国法定继承人顺序的规定，未能兼顾保障配偶继承人与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在我国家庭结构已呈小型化核心家庭为主的社会背景下，在保护配偶继承权的同时，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也应当受到保障。如果配偶被固定在第一顺序参加继承，有可能使第二顺序的血亲继承人不能参加继承而其继承权不能实现。因此，许多国家的继承法都明确规定，配偶为不固定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其可以与其他顺序的血亲继承人一起共同继承。如法国、德国、瑞士、日本、意大利以及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立法，以兼顾保护配偶继承人与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10]407在我国，根据现行法定继承顺序，在无第一顺序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时，所有遗产归配偶所有，而顺序在后的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全部落空。我国有学者指出，这样的顺序安排还可能会容易导致遗产归公。如果配偶在继承遗产后其没有法定继承人时，虽被继承人还有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但也不能继承，而被继承人的遗产则应归公，“缩短了私有财产收归国有的行程”。[13]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继承法》有关法定继承人的顺序应当适当调整，应当将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这既符合我国民众的继承的意愿和习惯，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相一致。同时，父母是被继承人最近的直系尊血亲，父母与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相比，与被继承人关系比后者更为密切，在没有直系晚辈血亲时，大多数人希望由父母继承遗产。因此，父母应作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关于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继承顺序，我们认为，为尽可能使遗产不外流于更远的旁系血亲，应将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作为第三顺序继承人。在兄弟姐妹死亡时，由其子女代位继承。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继承顺序宜放在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之后，作为第四顺序继承人。关于配偶的继承顺序，建议配偶不固定继承顺序，配偶可以参与到第一、第二、第三继承顺序中共同继承。在无前三个顺序时，由配偶取得全部的遗产，这样可以避免遗产向更远的旁系血亲扩散，以兼顾保护配偶继承人和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此外，为加强对配偶继承权的保护和保障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晚年生活，需要增设两种制度： 一是配偶对特殊遗产的先取权和家庭住房的终生居住权； 二是受被继承人扶养的未参加继承的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对特殊遗产的终生使用权。
三、完善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立法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根据保护私有财产继承权的基本原则，本着对被继承人财产所有权的尊重及各种继承人之继承权的兼顾保护，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民众的继承意愿和继承习惯，我们提出以下完善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与顺序的立法建议：
(一) 适当调整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第一，建议适当扩大法定血亲继承人的范围，增加兄弟姐妹的子女作为法定继承人。[14]
第二，建议删除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相互继承遗产的规定，同时新增规定： 继父母与继子女相互形成扶养关系的，可以依据《继承法》第 14 条的规定，请求酌情分得适当的遗产。
第三，建议删除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作为法定继承人的规定，同时新增规定： 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根据《继承法》第 14条的规定，请求酌情分得适当的遗产。[12]70
(二) 适当调整我国法定继承人的顺序
建议对我国法定继承人的顺序进行调整和补充，作出如下规定：
在法定继承时，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 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以代数近者为先。
第二顺序： 父母。
第三顺序： 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其子女代位继承。
第四顺序： 祖父母、外祖父。
继承开始后，由顺序在先的继承人继承。没有前一顺序继承人或前一顺序继承人都放弃继承权的，由后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89年3月31日龙胜各族自治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89年12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三章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自治县的职工队伍建设
第五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六章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
第七章 自治县的教育、科技、文化与卫生
第八章 民族关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龙胜各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龙胜各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侗族、瑶族、苗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境内还聚居着壮族、汉族等民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驻龙胜镇。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把自治县建设成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第三章第五节的规定，行使县级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法律在自治县内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在不违背宪法、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时，如遇有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相抵触的，按《民族区域自治法》执行，并报上级国家机关备案；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帮助下，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林业和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工业和旅游业，积极发展商品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民族经济的全面发展，逐步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努力发展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加强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党的基本路线和民族政策的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政治素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克服妨碍民族进步的陈规陋俗，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
第九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在公民中广泛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宣传教育，保护各族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惩处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打击一切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活动。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各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并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县内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和各民族的比例，依照法律规定的原则，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各少数民族都应有相应的名额。应当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侗族、瑶族、苗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主任、局长组成。自治县县长由侗族、瑶族、苗族中的公民担任。
自治县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中，各少数民族人员所占的比例应与其人口所占比例相适应，汉族也应有一定的名额。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正职或副职领导成员中，应配备有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的干部；在全县干部中，各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应尽快做到与各民族人口比例相适应。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由县长主持人民政府的工作。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以及工作人员，要为政清廉，遵纪守法，秉公办事，提高效率，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监督，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

第三章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和工作，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中，应当有侗族、瑶族、苗族公民任院长、检察长或者副院长、副检察长。工作人员中应当有侗族、瑶族、苗族人员。
第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检察和审理案件时，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四章 自治县的职工队伍建设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并且特别注意从少数民族和妇女中培养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和自治县实际情况，在上级国家机关下达的总编制指标内，确定自治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编制内的自然减员缺额，由自治县自治机关自行安排补充。
自治县在吸收录用干部和工人时，可以确定从各民族和从农村人口中招收的名额，对招收的少数民族人员，条件可适当放宽。
自治县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应优先招收自治县少数民族人员。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各种学校和开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加强对干部、技术工人的培训，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有计划地选送各民族干部和工人到外地学习和进修。鼓励自学成才。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采取优惠政策，引进各种专业人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有显著成绩的干部、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给予奖励。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高寒边远山区的特点和本级财政情况，对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人和离退休人员在生活福利方面给予适当优待。

第五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自治县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制订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和计划，安排和管理自治县的经济建设事业；根据自治县的财力、物力和其它具体条件，自主地安排本地方的基本建设项目。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以林为主，林粮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根据自治县资源优势和特点，因地制宜，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商品生产，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坚持以营林为基础，制定林业生产和木材经营管理办法。
自治县的森林除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外，均属全民所有。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林木、宜林地和个人所有林木及其使用宜林地，由自治县人民政府造册登记，核实发证，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森林资源加强管理和保护，有计划地封山育林、种植、抚育、更新和间伐，严禁乱砍滥伐，毁林开荒，保护水源林，提高森林覆盖率，注重水土保持，严防山火，促进林业生产持续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植物资源。在上级国家机关的财政支持下，建立花坪、西江坪、亭子坪、天云山和矮岭温泉等自然资源和风景保护区。
对于珍贵稀少野生动物、植物，严禁猎捕和采伐。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用材林资源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和国家计划，对林木（含国营林场）进行有计划地砍伐。除完成国家上调木材任务外，其余木材随行就市，由自治县自主安排经营、加工和销售。
自治县对在林区中的残次木、间伐材及木头、木尾应充分利用，经县林业部门批准，允许在当地加工林产品自主销售，不列为计划内指标。
自治县国营森工企业经营木材的税后利润和其它林产品属自治县所收取的费用纳入县财政，主要用于发展林业生产。在自治县征收的育林基金、更新改造资金和林政管理费留归自治县的比例，应给予照顾，高于一般县，作为发展林业生产使用。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切实保障林农的利益。对于林农的林木，谁种谁有，长期经营，依法继承，按国家计划砍伐，由自治机关规定收购的最低保护价。
自治县内的国营林场要照顾当地群众的利益，从利润中划出适当比例支持当地群众发展林业生产。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矿产资源法规定，加强矿产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对可以由自治县开发的矿产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县的乡镇企业、联合体和个体户开发矿产资源时，必须依法开采，服从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禁止破坏矿产资源的违法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充分发挥滑石矿资源优势，合理开发和利用。自治县开采的滑石矿块，按照优待自治地方的原则协商确定合理的基数，交售上级主管部门外，其余部分由自治县自主经营销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内开办的滑石矿企业的合法经营权。除滑石矿块产品税由当地税务部门征收外，上级国家机关滑石矿企业，应在利润方面，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照顾自治县的利益；照顾当地群众生产和生活。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土地管理，合理使用土地资源，严禁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一切单位或个人建设用地都应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依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集体、联户或个人开发的山岭、荒地、造田造地，谁开发谁受益，并依法保护其使用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征收的耕地占用税除上交中央以外，留归自治县用于发展农业。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努力发展粮食生产，稳定粮食耕地面积，提高复种指数和单产，增加粮食产量。
农民承包地、自留地，非经审批机关批准，不得改作非农业用地，对放弃经营造成荒芜的承包地，由发包单位收回调整。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措施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和家禽等饲养业，推广科学饲养技术，逐步建立良种繁育、饲料、防疫等服务体系，提高饲养效率和产品的商品率。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发展县属骨干企业前提下，鼓励和扶持乡镇企业及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贫困地区工作的领导，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方面扶持开发性生产，发展商品经济，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展林业、电力、农副产品加工、矿产、食品、民族手工艺品和制药等工业。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优惠政策开展横向经济联系和协作，促进经济的发展，积极引进国内外技术和资金，联合或独资经营，对联合或独资开发经营的企业，自治县给予优惠。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开发资源，兴办企业、事业；自治县内隶属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要照顾自治县的利益，照顾当地群众生产和生活，并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它法律规定接受自治县自治机关的监督。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经济建设需要，积极发展水电事业，在统一规划下，鼓励和支持集体、联户或者个人兴办水电站，允许其依法合理收费，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支持集体、联户和个人承包山塘、水库发展养殖业，在不妨碍农业灌溉和人畜饮用水的前提下，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支持下，积极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加强乡村公路、林区道路和农村邮电通讯网点建设，逐步改善运输条件和邮电通讯条件。鼓励社会集资修建公路、桥梁、邮电通讯等基础建设，允许依法合理收费，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县内所征集的交通能源基金，除完成上交中央任务外，留归自治县使用，以加速发展自治县交通运输事业。
第四十条 自治县建立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发展集体、联户和个体商业。
自治县根据民族贸易政策，享受国家对民族贸易机构“利润留成，自有资金，运费补贴”的优惠照顾，发展商业、供销、医药企业，搞好商品流通，繁荣民族贸易。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发展少数民族特需商品、传统手工艺品的生产。
鼓励社会集资修建农贸市场，允许集资者依法合理收费，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对外贸易政策，大力发展出口商品，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在上级国家机关对外贸易计划指导下，对出口产品和进口物资的配额，享受优惠照顾。自治县所创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收入，除上交中央外，留归自治县安排使用。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旅游事业，建设具有民族风情和山区特点的龙胜旅游胜地。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建筑、民族文化和民族工艺品。

第六章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行使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安排自治县的财政收支。
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项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待。
自治县加强财政管理，立足于发展生产，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自治县财政年度预决算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财政预算在执行中如需部分变更，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
自治县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如因国家政策统一调整或因重大自然灾害，导致自治县财政发生重大减收或增支时，报请自治区财政部门增加补贴。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严格执行财政、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审计监督工作。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国家规定设立的机动资金和预备费，由上级财政机关按规定拨给。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拨给的各项专款和民族补助费，实行专款专用。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税法的规定，结合自治县的经济发展实际，对属于地方财政收支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可以实行减税或者免税。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享受国家的长期无息、贴息、低息贷款的优待和发展生产的信贷优待；在自治县内组织的储蓄存款，多存多贷，为发展生产建设提供资金。

第七章 自治县的教育、科技、文化与卫生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和自治县的特点，自主管理和发展自治县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体育事业。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从实际出发，根据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改革教育体制，调整教育结构，发展教育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民族教育，努力办好民族中学、小学，对文化基础较差的少数民族，招生名额应予照顾。在边远贫困地区，设立以寄宿为主、助学金为主的民族高小班。加强基础教育。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特别要重视女适龄儿童入学受教育。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幼儿教育。大力发展农民业余教育，扫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科技水平。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开办职业学校。对未能升学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开办职业技术培训班，培养城乡实用技术人才。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各类学校实行分级管理，多渠道集资办学。根据自治县财力，逐年增加教育经费。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加强教师的培训工作，努力提高教师素质。为教师搞好教学提供必要条件；保护学校财产，维护学校正常秩序。尊重教师，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对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并做出贡献的教师实行优待。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科学技术人员应面向自治县经济建设，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推广运用科研成果，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推广先进技术有显著成效和振兴各项事业有功人员，给予政治上的荣誉和物质上的奖励。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鼓励开展健康的文化活动，丰富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大力挖掘、整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革命文物、历史文物、民族文物和名胜古迹。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大力扶持专业和业余文艺团体，培养少数民族的文艺人才，发展民族文学艺术。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积极发展城乡医疗卫生网点，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防治地方病和流行病，加强妇女病的普查普治工作，保护人民身体健康。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民族医药、医术的挖掘、整理、研究和应用，培植野生中草药材。
自治县积极鼓励经卫生部门认可的集体和个人开办医疗门诊和中草药店，允许经卫生部门认可合格的民间医生正当行医。

第五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执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第五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和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积极培养体育人才，增强人民体质。

第八章 民族关系
第五十七条 自治县各民族都要互相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平等和睦相处，齐心协力把自治县建设好。
第五十八条 自治县内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民族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第五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在壮族聚居的地方推广壮文工作。
第六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每年8月19日是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请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可制定属于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实施办法。



1989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