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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上海钻石交易所钻石监管的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上海钻石交易所的合法交易，加强对进出上海钻石交易所钻石的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上海钻石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是海关监管的特殊区域。海关依法在交易所设立机构，对该区域实行封闭式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钻石，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税则》第71章7102项下不论是否加工，但未镶嵌的所有钻石。
第四条 未办理海关手续的钻石以及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不得进出交易所。

第二章 对交易所及所内企业的管理
第五条 交易所及所内从事钻石进出境业务的企业，应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主管部门批准，并持有关批准文件向海关办理企业注册登记手续。
第六条 承运进出境钻石的运输企业及车辆应当向交易所海关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后才能开展业务。
第七条 交易所实行海关稽查制度。
交易所内企业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设置帐簿、编制报表，凭有效凭证核算记帐，记录有关进出交易所钻石的库存、交易、展示、委托加工等情况。
第八条 交易所内企业应于每月5日前将钻石的收、发、存等情况列出详细项目的报表送交海关。
第九条 经营钻石交易的企业应与交易所海关实行计算机联网，并提供计算机软件使用说明和其他有关资料。

第三章 对交易所与境外之间进出钻石的监管
第十条 从境外进入交易所和从交易所出境的钻石，由所内企业向交易所海关备案，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货物备案清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货物备案清单》，并按规定交验有关单证（包括钻石鉴定证书），海关作进出口统计。
第十一条 从境外直接进入交易所的钻石，海关不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第十二条 从交易所出境的钻石，按国家有关规定，海关不予办理出口退税的有关手续。
第十三条 从境外直接进入交易所的钻石，收货人向交易所海关备案，持凭交易所海关签发的备案清单交由入境地海关办理提货手续。入境地海关与收货人、运输企业共同对钻石加封，并由运输企业运往交易所，交易所海关据此办理钻石验放手续。
第十四条 从交易所出境的钻石，由发货人向交易所海关备案，交易所海关签发备案清单并与发货人、运输企业共同对钻石加封后，由运输企业交出境地海关办理出境手续。
第十五条 交易所会员随身携带钻石进境时，凭交易所海关签发的《登记手册》向入境地海关办理验讫手续，入境地海关确认后在《登记手册》上加盖验讫章，并与钻石携带人、运输企业共同对钻石加封，交由运输企业运往交易所，由会员所属企业或者代理企业向交易所海关办理钻石
备案验放手续。
第十六条 交易所会员随身携带钻石出境时，由会员所属企业或者代理企业向交易所海关办理备案手续，并在会员的《登记手册》上登记，交易所海关、钻石携带人、运输企业共同对钻石加封，交由运输企业运往出境地，出境地海关凭交易所海关签发的备案清单及《登记手册》验放。


第四章 对交易所与所外境内之间进出钻石的监管
第十七条 从交易所进入所外境内的钻石，按照进口货物办理手续；从所外境内进入交易所的钻石，按照出口货物办理手续，海关作单项统计。
第十八条 所外境内的钻石进入交易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出口退税手续。

第五章 对钻石加工的管理
第十九条 交易所内企业委托设在保税区或者出口加工区的钻石加工企业加工，由海关保税监管。
第二十条 交易所内企业委托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加工的钻石加工期限为6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期限的，应当向交易所海关申请延期，延长期限为6个月。
第二十一条 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内企业与交易所内企业成交钻石加工的，按海关现行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二条 非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的国内企业与交易所内企业成交钻石加工复出口业务（不论是来料加工或者进料加工形式），按现行加工贸易的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的，由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处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10月25日
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反思

林 岩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成公里，其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即“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定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和逮捕。”这里就蕴涵这罪刑法定的思想。到了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针对封建刑法中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黑暗现实，更加明确的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之后被誉为“刑法之父”的贝卡利亚在其著名的《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的“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是刑罚”，这一观点则至今仍为刑法学者频频引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罪刑法定这一思想由学说转变为法律，在资产阶级宪法与刑法中得以确认，成为世界各国刑法中最普遍的一项原则。
对于中国来说，罪刑法定是姗姗来迟的。1979年刑法中仍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相反却在其第七十九条规定了有罪类推制度；直至1997年全国人大对79年刑法作了大规模的修订，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修订《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由此，学术界和司法界处处洋溢这赞誉之声，罪刑法定的确立并加以适用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来说无疑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
然而负重之骥难以猝然站立，在中国这头雄狮的血管立流淌的从来就不是法治的血液。在人治的天空下，中国的政权机构积淀下了太多命令高于法律的习惯，积重难返；中国的国民被千百年来的压制所束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罪行法定的贯彻实施便难上加难了。
而今，法治的车轮已经滚过了21世纪的最初几年，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政府强有力的鞭策下成效斐然，但存在的问题也令人触目惊心。
要论述罪刑法定，就无法避开刑法的结构问题。这是罪刑法定能否在一个国家得以有效实施，能否真正惠及国民的关键所在。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罪与刑的结构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种：
　　一、罪状设计严密，刑罚严厉（又严又厉）；
　　二、法网不严密，刑罚不严厉（不严不厉）；
　　三、法网严密而刑罚不严厉（严而不厉）；
　　四、刑罚严厉而法网不严密（厉而不严）；
　　结构决定了功能，不同的刑法结构具有不同的刑法功能。法网严密，有助于刑法保护社会功能的实现；刑罚宽缓，则有利于刑法保障人权功能的达成。因此，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是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走向，至今已为多数西方国家所采用。我国的刑法结构应该说是厉而不严的。在我国现行刑法中，重刑（包括死刑和自由刑）所占的比例相当大，在刑法分则中，几乎每个犯罪形态（罪种）都能使罪犯的生命权遭受剥夺。死刑的泛滥使刑罚失却了预防犯罪和教育罪犯的根本意图，既失于人道，又不利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西方200多年的刑法发展史表明，刑罚趋缓是刑法演进的规律，减弱刑罚的调控强度，实现刑罚的轻缓化已然得到学界的共识。因此，在中国未来的刑事立法中，应该适当加大罚金在刑罚体系中比例，合理限制有期徒刑的适用范围，特别是要削减死刑。
　　法网不严是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举步唯艰的核心问题。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但是我国现行的犯罪形态却未得以有效的调整和革新。如而今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的犯罪问题在我国日益严重，而在我国的制定法中，却仍未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的罪种，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要严格遵循的罪刑法定，对这种犯罪类型，定罪便无从谈起；而要对之予以定罪，有罪类推的幽魂便惟有死灰复燃了。这无疑将使我国的司法实践陷入尴尬之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类新型犯罪层出不穷，对之增加与之相应的罪种，便成了重中之重。
　　法网疏漏，最大的疏漏在于缺乏违宪审查机构。违宪是最严重、最具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宪法独特的法律地位使它与其他部门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违宪案件一旦出现，将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使部门法上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但书是中国刑法所特有的，历来为法学界所称道。但是但书将社会危害性较为轻微的违法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这虽然节省了我国有限的司法资源，使之能集中力量应对各类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却也无疑是中国刑法呈现不严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社会危害性属于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它的衡量的显然是没有一个方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这必然会导致国民对怎样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产生一个摸棱两可的概念，使法律出现一个非人权的盲点，这是和罪刑法定的初衷格格不入的。在下表中：

年份 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 治安案件发案数
86 547115 　　　　　　　　　1115858
87 750439 　　　　　　　　　1234910
88 827594 　　　　　　　　　1401144
89 1971910 　　　　　　　　　1847625
90 22161997 　　　　　1965663
91 2365709 　　　　　　　　　2414065
92 1582659 　　　　　　　　　2965737
93 1616979 　　　　　　　　　3351016
94 1660734 　　　　　　　　　3289760
95 1690407 　　　　　　　　　3300972
96 1600916 　　　　　　　　　3363636
97 1613629 　　　　　　　　　3227669
　　　　　　　　　　　　　　　　　　　　　（单位：件）

　　87年—89年这十年间全国的治安违法案件的数量几乎都是刑事发案案件的两倍，而两者之间的分界线无非是一个摸棱两可的“社会危害程度”，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在这种中国特有的脱离法院判决的治安处罚中存在着漏洞，而在这个疏漏的法网中究竟有多少漏网之鱼更是无法想象的。一个社会拥有多种可以长期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制裁方式并且存在着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暗箱操作将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变得暧昧。这对罪刑法定原则来说无意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下面我们就从我国的另一种制裁方式——劳动教养制度——进一步分析其中存在的有违罪刑法定的问题。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从50年代开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那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新生的国家政权嗷嗷待哺，社会各项事业百废待兴，面对大乱初定之后人心思动的社会现状，我国不健全的法制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劳动教养制度应运而生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对社会的安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法制逐渐健全的今天，它已经与社会现实相背离，尤其是党的十五大及九届全国二次会议后，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得以确立，1979年修订的《刑法》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则更是使劳教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受到巨大的挑战。
　　劳动教养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最大的冲突在于劳动教养制度对劳教人员的强制性限制人身自由上。根据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劳动教养的期限是1年至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而我国先行《刑法》第三十条明文规定：管制的期限为三个月以上两年以下。这样，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人员所受到的同样是强制性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实际上比构成刑罚的违法人员还要重。在实践中常出现主犯被判处管制或拘役，从犯因够不上刑罚而被劳动教养，但从犯被限制自由的期限却比主犯常的情况，这种行政处无疑已经成为一种变相的“刑罚”。劳教未经法院审理而由公安机关一手包办，是完全不符合刑罚的基本原则的。因此，劳动教养制度的彻底废除迫在眉睫。我们不能再而立之年还紧咬着孩童时代的奶嘴过活而对在适应我们的健康系统的面包喝牛奶视而不见。在今后的立法中，应该以国家制定法的形式通过对劳动教养的立法，并且将其纳入法院的审查范围，在罪刑法定前提下是劳教人员得到公平平等对待。
　　“严打”这一刑事政策的存在也是对罪刑法定践踏。“严打”是党和国家根据我国社会治安的具体情况和实际斗争的需要而制定的。它是我国政法工作相当长时期以来采取的一项打击严重分子的指导方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对犯罪起过良好的震慑作用。但随着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对严打这种阶段性的刑事政策，法学界颇有微词。
　　根据国务院近年来颁布的各项行政命令，“严打”方针是指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方针。这一方针包含三个基本的内涵：１、“严打”针对的对象是极少数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２、“严打”是从重惩处，严厉制裁；３、“严打”是从快办案。
　　但凡重症，需用缓药慢攻方可确保无虞，如果一位以猛药趋之，虽可立竿见影，但其后遗症也许会让我们耗费更多的精力去善后。“严打”是在犯罪高潮期才取得阶段性举措，他也无异于一剂猛药。根据“严打”的基本内涵，“严打”是从重惩处，这本身就违背了刑罚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会造成一个人没有达到刑罚的程度，但不幸的是他处于严打期间，司法机关依据“严打”指示，不得不有罪类推之予以定罪，轻罪重罚；“严打”要从快办案，这更加不可取。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被告的定罪必须通过一定的审判调查程序。程序正义是最大的正义，如果一味的要求快，仓促草率断案，这无疑会使被告的申诉权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从快办案是一个司法效率问题，是任何司法行为的价值观，而不应该将之纳入“严打”这一刑事政策中来。
　　在“严打”时间中，由于为我国历来政策高于法律的人治思想所累，很容易出现严打对象扩大化的问题。这样一来，一大批本来构不成刑罚或构不成更重的刑罚的违法人员因“从重”的政策精神而获罪，或多受牢狱之灾；而且在某些地方，地方政府甚至以在严打期间所打击的犯罪数量来衡量下一级政府政绩的得失，于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给地方下打击罪犯的指标的情况，这将使得无辜的人灾“政绩”的光环下被蒙上不百之冤的情况。
　　罪刑法定原则无法灾我国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的司法制度难辞其疚。我国宪法及有关组织法规定法院须接受地方政法委的领导，并又向人大汇报的义务。法院的审判须接受同级政法委的直接领导，这使得干涉司法公正的情况屡见不鲜，某个领导的条子出现在法官的审判席上的情况便不足为奇了。长此以往，司法独立何在？罪刑法定何在？公民利益的保障何在？法院须向同级人大汇报，看似对审判的监督，值得欣慰，但法院是严格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对案件予以判决的，试想如果法院的审判一旦遭到人大质疑，这怎能不使法院陷入两难之地？人大监督法院的方式应该要求其依照法律审判案件，它对法院的质疑权只能针对法官而不是案件的判决本身。人大可以对个别法官的枉法行使其罢免权获弹劾权，这样，既能有效监督法院的枉法行为，又无伤于法院的司法公正。
　　在法院内部，审判委员会的存在使审判权陷入行政化的边缘。罪刑法定的贯彻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能否确保庭审法官的独立裁判权。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严格依照法律精神以事实为准绳予以判决。而在我国的审判体系中，审判委员会却有权要求庭审法官违背其意志作出判决，这种行政命令式的判决是无法确保罪刑法定的。试想如果审理案件的是一批法官，而作出判决决定的又是另一批法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这无疑是中国司法界最大的黑色幽默。
　　反思的目的在于促进，我们渴盼着罪刑法定真正到来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