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行政复议若干规定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行政复议若干规定
甘肃省人民政府令
第69号
《甘肃省行政复议若干规定》已经2010年9月3日省人民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代省长 刘伟平
二○一○年九月九日
甘肃省行政复议若干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监督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防止、纠正违法和不当的行政行为，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依法建立健全行政复议机构，依法配备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并符合国家规定任职资格的专职行政复议人员，推进行政复议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当会同省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健全行政公职律师制度，组织具有律师资格或者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公务员建立全省行政公职律师队伍，为行政机关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及其他法律事务提供专业保障，促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将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情况列入政府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第五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行政复议工作中的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行为，依法追究责任。
第六条 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及其行政复议机构制发行政复议法律文书，应当使用国务院法制工作机构和省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制定的统一范本，按照法定的形式、程序和期限办理。
第二章 申 请
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为被申请人。
申请人错列被申请人，行政复议机构告知其变更而申请人不同意变更的，行政复议机关对其申请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予以驳回。
第八条 对行政机关按照其上级机关内容确定且必须执行的指示、命令、决定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以作出指示、命令或决定的机关和对外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下级机关为共同被申请人。
申请人就前款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向作出指示、命令或决定的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时，该机关应当于5日内将申请转送上一级行政机关受理，并书面向申请人说明情况。
第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经依法批准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其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第十条 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行使行政职权的非常设机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对省人民政府设立的非常设机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第十一条 对甘肃矿区办事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对甘肃矿区办事处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甘肃矿区办事处或者省人民政府相应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但未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致使当事人逾期申请行政复议的，其申请期限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
第十三条 当事人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
第十四条 行政复议机关要求申请人补正申请材料的，以收到补正材料的日期为申请日期。补正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案件法定审理期限。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与信访工作机构要建立化解行政争议的联动工作机制。在信访接待场所公布行政复议法律、法规、规章，为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提供便利。
第十六条 信访机构对属于行政复议范围的信访事项，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转送行政复议机构。转送案件应同时书面告知当事人。
第十七条 信访事项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复议范围，行政机关接访后未依法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转送行政复议机关处理，而以信访程序处理后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的，有权就原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信访处理期间不计入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第十八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行政复议机构之外的其他机构、部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收到申请材料的单位应当及时将申请材料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复议机构并告知申请人。
第十九条 申请事项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但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收到申请材料的行政机关，应当在5日内制发《行政复议申请转送函》，将申请转送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并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属于行政复议范围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未申请行政复议而以其他形式向行政机关投诉的，接收投诉材料的机关应当于5日内将投诉材料转送具有行政复议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并同时告知当事人。
接受投诉材料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按照行政复议的法定程序办理。
第三章 受 理
第二十一条 同一案件的申请人超过5人的，应当于案件受理之日起5日内推选1至5名代表参加行政复议。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推选出的，由行政复议机构指定代表人。
代表人的行为对被代表人发生法律效力，但是变更、放弃、和解或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必须经被代表的申请人同意。
第二十二条 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的利害关系人，其中部分利害关系人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在受理申请后通知未申请行政复议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第三人有权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行政复议请求，对行政复议机关的决定不服，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行政复议机构通知第三人并确定其是否参加行政复议的期间不得超过10日，不计入法定审理期限。
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材料的，行政复议机构接收后，应当告知申请人在5日内提交有关材料的原件。
第二十四条 行政复议机构对行政复议申请审查后，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5日内制作《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和《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分别送达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一)《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应当载明受理日期、案件审理人员，告知申请回避、举行听证的权利。
(二)《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应当载明受理日期、提交答复的要求、案件审理人员，告知申请回避、举行听证的权利。
行政复议机构在受理具有重大影响的行政复议案件后应当同时书面报告行政复议机关。
行政复议机构收到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于5日内报请行政复议机关向申请人制发《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第二十五条 被申请人向行政复议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被申请人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职务；
(二)被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理由和依据；
(三)对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及事实与理由逐条进行答辩和必要的举证；
(四)说明对有关具体行政行为建议维持、变更、撤销或者确认违法，建议驳回行政复议申请，进行行政复议调解等答复意见；
(五)作出答复的时间。
被申请人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相关材料应当装订成卷并附目录和说明。
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在收到被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之日起5日内，将《行政复议答复书》副本发送申请人并告知其查阅、复制相关证据材料的权利。
第二十六条 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制作或送达法律文书，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只要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受理。
第二十七条 行政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申请人有权向其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诉。
上级机关认为行政复议机关不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于5日内责令其受理。受到责令的机关应当立即受理并报告上级机关。
上级机关审查申诉的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级行政机关应当直接受理下级机关管辖的行政复议案件：
(一)已经责令下级机关受理，下级机关仍不受理的；
(二)下级机关与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
(三)上级行政机关认为有必要直接受理的。
第二十九条 法律、法规规定了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当事人未经行政复议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被人民法院驳回的，从起诉之日起至法律文书生效之日的期间不计入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第三十条 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申请人已对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已被受理的，应当终止行政复议，但行政复议前置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 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但被申请的行政行为存在严重违法或不当情形，行政复议机关应当根据《甘肃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的规定，对被申请的行政行为按照行政执法监督程序处理。
第四章 审 理
第三十二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为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提供必要的保障，设立必需的案件审理场所，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保证办案必备的交通、通讯、调查取证工具及其他必需的办公条件。
第三十三条 行政复议机关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应当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
行政复议机构审理案件应适用证据规则认定案件事实。行政复议证据规则由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另行制定。
第三十四条 经初步审查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的行政复议案件，经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由1名行政复议人员审理，1名行政复议人员协助审理，适用简易程序。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案件，应当由3名以上单数的行政复议人员组成合议组以合议方式审理。
(一)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指定一名行政复议人员担任主审，具体负责案件审理。
(二)合议组各成员应当根据案件证据材料和证据适用规则及相关法律依据，对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分别提出书面意见。
(三)合议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合议意见，由主审人员拟定行政复议决定书，报请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或行政复议机关领导签发。
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认为必要时，可以将拟定的行政复议决定提请行政复议机关领导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行政复议简易程序由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另行制定。
第三十五条 行政复议机构承办行政复议案件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申请其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其近亲属的；
(二)与本案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
当事人申请回避，应当在案件审理终结前提出；实行听证审理的，应当在听证程序终结前提出。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专家咨询机构。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必要时可以向相关领域的专家征询意见，作为形成案件处理意见的参考。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聘请专家、学者与行政复议机构专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组成行政复议委员会，共同审理重大、疑难、复杂的行政复议案件。
行政复议委员会以听证、合议方式审理、议决案件，拟定行政复议决定书后，由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报请本级政府领导签发。
第三十八条 行政复议机构可以以听证方式审理行政复议案件，采取质证、辩论等方式，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的意见、证人证言、鉴定人的说明，以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核实证据，查明事实。
听证审理应当公开举行，但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得公开。
行政复议听证规则，由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另行制定。
第三十九条 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发现被申请人或其工作人员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存在严重职务违法行为或涉嫌职务犯罪的，应将相关材料移送纪检、监察或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十条 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关发现申请人不适格，但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严重违法或不当，在决定驳回申请的同时，应当根据《甘肃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的规定做出处理。
第五章 调解与和解
第四十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经行政复议机关主持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制作《行政复议调解书》。
《行政复议调解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的请求、事实和理由；
(二)被申请人答复的事实、理由、证据和依据；
(三)行政复议认定的事实和相应的证据；
(四)进行调解的基本情况及结果；
(五)当事人履行调解书的义务。
《行政复议调解书》加盖行政复议机关印章，经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即具有法律效力。
第四十二条 行政复议机关经审查认为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可以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前，以建议、协调、调解等方式促使被申请人改变具体行政行为或与申请人达成和解。
被申请人改变具体行政行为或者与申请人达成和解，应在法定审理期限届满前完成。
第四十三条 被申请人改变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或者与申请人达成和解，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条件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准许并终止行政复议：
(一)撤回申请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被申请人改变具体行政行为或者与申请人达成和解，不得违反或规避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超越或者放弃法定职责；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三)被申请人书面告知行政复议机关改变或者决定改变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或者提交与申请人达成的和解协议；
(四)第三人无异议。
第四十四条 经行政复议机关准许和解并且终止行政复议的，应当在《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中载明和解的内容。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应当履行和解协议。
申请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申请行政复议的，不予受理。但是，被申请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或者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和解违反自愿原则或和解内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强制性规定的除外。
第六章 决 定
第四十五条 申请撤回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准许。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内容不合法的，行政复议机关不得终止行政复议。
对前两款规定情形，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法定审理期限内及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第四十六条 行政复议期间被申请人自行撤销或者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当同时书面报告行政复议机关。
被申请人自行撤销或者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后，申请人要求对原具体行政行为继续审理的，行政复议机关经审理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适当的，可以终止行政复议。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作出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决定：
(一)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责令履行已无实际意义的；
(二)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或者撤销已无实际意义的；
(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
(五)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拒不提出答复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相关材料，但不适合撤销的。
第四十八条 被申请人应当及时、全面履行行政复议决定。
被申请人对行政复议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但不影响行政复议决定的执行。
申请人、第三人对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后，被申请人不得在行政诉讼中与行政复议机关抗辩。
第四十九条 处理程序问题的行政复议法律文书可以由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签发，使用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专用章。
对案件实体问题作出处理的行政复议法律文书，应当由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签发，使用行政复议机关的印章。
第五十条 《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后，发现有需要补充、更正的情况，但是不影响行政复议决定的实质内容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制发《行政复议决定补正通知书》，并且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
第五十一条 行政复议案件终结后，行政复议机构应按照国家档案管理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的规定做好行政复议案件材料立卷归档管理工作。
第七章 指导和监督
第五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案件质量评查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定期对本级政府部门及下级政府办理的行政复议案件进行评查，监督、指导、促进行政复议工作。
上级政府部门对下级部门的行政复议工作应当加强指导和监督。
第五十三条 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当事人隐私依法不得公开的案件外，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将作出的行政复议法律文书上网公布，供全社会公开查阅、监督。
第五十四条 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等，在送达当事人后10日内应当及时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报送备案：
(一)县级政府向市州政府报送备案；
(二)市州政府向省政府报送备案；
(三)政府部门向本级政府报送备案。
行政复议法律文书报送备案由上级机关的行政复议机构受理。
行政复议机关不按照规定将行政复议法律文书报送备案的，上级机关应责令其改正，并予通报批评。
第五十五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将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和行政应诉案件的情况，按照国务院及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关于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案件统计报告制度的规定，严格按照法定时限，如实填写并及时报送案件统计报表。
第五十六条 被申请人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依职权检查、督促、责令其限期履行。
对前款规定情形，申请人、第三人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诉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接受申诉后7日内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履行。
被申请人自收到《责令履行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必须履行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将结果报告发出责令的机关。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规定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2003年10月22日发布的《甘肃省人民政府处理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同时废止。
回归法理学理想的精神家园
——读周永坤著《论自由的法律》
高军
（江苏常州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常州 213001）
中国法学是近代以降西学东渐的产物，经晚清沈家本、伍庭芳及民国时期东吴、朝阳诸法律先贤筚路蓝缕，始初呈一派蔚然之气象，然终因历史变革之缘故而学脉中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阶级斗争为纲”笼罩下的法律彻底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甚至法学专业一度曾被取消，至于法理学更成了论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合理性的工具。改革开放后，法学界尤其法理学界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批判阶级斗争法学，破除“左”的法学教条主义，在废墟之上重建法学学科。作为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批法学家中的翘楚，周永坤教授秉承东吴法律传统，一直以无畏的理论勇气、犀利的批判精神、卓越的学术见地、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而特立独行于学界。最近，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永坤教授的《论自由的法律》，这是作者从事法理学研究二十多年的一个学术总结，她不同于一般的论文集，而是按照一定的中心予以组织，浑然自成体系的一部学术专著。
阅读这部著作，可以发现，这是一部见证改革开放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体现作者追求自由、平等与人的全面解放的学术心路历程的专著。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法理学研究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批判法理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
新中国的法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患上了严重的“从理论出发”的教条主义症，它使法学脱离了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轨道，而只知道从所谓的经典中机械地寻章摘句，最终沦为语录的拼凑和意识形态的打手。法理学研究要取得发展，必须全面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作者从投身法理学研究领域的那一天起，即对法律教条主义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批判。
首先，作者对作为教条主义法学重要基础的“经济决定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早在1987年，作者便写作《生活方式与法的关系》一文，对生活方式与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向作为教条主义法学基础之一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以生活方式对法律的作用来证明法律产生的基础是多元的。在另一篇《法律经济决定论评析》一文中，作者从正面对主流法理学基本假设提出质疑，批判了法律经济决定论，并着重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经济决定论纠偏的思想，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纠正了长期以来对马恩思想的误读，并指出经济决定论对立法、法律实施和对法学尤其是法理学的发展的负效应。《法学家与法律现代化》一文中，作者还批判了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忽略了主体选择对法律发展的决定作用，指出，无论是内发型还是外发型法律现代化，法学家均起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
其次，作者与教条主义法学的另一个基础——“统治阶级意志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斗争。教条主义法理学关于“法律是什么”的理论核心判断是“统治阶级意志论”，它建立在国家本位、阶级本位之上，将法律当成一种国家、阶级现象，对法律的产生、体系、功能、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教条地从国家、阶级中求解答，这实际上隐含了一幅等级特权的法律理想，成为人的自由与解放的严重观念障碍。在《法律——理性和意志的复合体》一文中，作者从分析“法律是什么”这一古老的但却是法理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入手，对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法律理性论和法律意志论争论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从宏观上对理性论和意志论进行比较，批判了统治阶级意志论。同时，通过对马克思统治阶级意志论的剖析，指出马克思统治阶级意志论并没有完全抛弃理性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一方面讲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另一方面又说立法者“是表达法律而不是发明法律”，认为意志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通过以上论述，作者从根源上向实践中“新意志论”的理论基础提出挑战，进而认为法律是理性和意志的复合体。对于法律的理性和意志问题，必然涉及到法律强制性与正当性的关系的命题，在《论法律的强制性与正当性》一文中，作者运用历史的、逻辑的、价值的、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批判了法律强制论，强调指出，在法律强制性与正当性关系上，法律的正当性高于强制性，只有建立在正当性之上的强制才是法律的强制，否则便是赤裸裸的暴力，正当与否是法律与赤裸裸暴力的分野。
第三，作者还从规范学术批评的视角对法学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针对1990年代中期宪法和法理学界中奉教条主义为圭臬的某些人所掀起的，对不同于传统的学术观点施以政治棍棒的政治批判之风，作者发表《确立学术批评规范》、《坚持实践标准，进一步清除法律教条主义》等论文，提出法学研究中学术批评应当遵循科学的标准，以期推进正常的学术批评，阻止“文革”式批判的蔓延，同时，提出法理学研究必须坚持实践的标准。
二、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法学界刮起了一股势力强劲的法治“本土资源”风。法治“本土资源”说以美国学者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为立论基础，其提出迎合了当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受到官方的追捧，并在年青学子中颇有市场，对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观念的混乱。针对这种现象，在对传统法律文化作系统考察的基础上，作者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首先，作者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放到人类法律文化的背景下，从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的角度来认识。在《中国法律现代化与西方法律文化》一文中，作者回顾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历程，指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被动性、恐惧性；实用性、急功近利；重形式、轻精神；重国家，轻个人”等特点，认为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内在冲突。《国家与法律的关系——法文化解读》一文则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出发进行法文化的探讨，认为西方法律文化是社会主导型文化，其特点是法治和人权。而中国的法律文化从进入国家阶段以来就是国家主导型的文化，这一文化的鲜明特色就是人治与权力。在另一篇《超越自我——法律现代化与法文化转型》中，作者较早地运用了公私法文化的分类，指出西方法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复兴罗马法的旗号下的私法发展、形成私法精神并进而普及于公法、改造公法、最终形成私法文化的法文化类型嬗变的过程。指出中国发达的公法文化传统，分析了公法文化的现状，提出中国法律现代的目标是完备私法和公法私法化。
其次，作者还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角度，分析了现代法治社会构建的社会基础。1996年春，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目标，如何实现法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次年，作者发表《社会优位理念与法治国家》一文，认为法治国家的核心要求是国家权力运作的法律化，就是说，国家应当在社会所确立的法律之下。而国家优位理念是当代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障碍，实现法治首先必须确立社会优于国家的理念。针对中国法律国家主义观念盛行的状况，同年发表的《法律国家主义评析》一文从认识论和法律实践两个层面上剖析了法律国家主义的危害，指出其所奉行的国家神圣观念颠倒了人与人创造物的关系，使人成了自身创造物的附属品。提出塑造以社会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法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及法律行为模式的“法律社会主义”。
《吸收古代类法治文化，建设自由法治社会》一文是作者法律文化研究的总结之作。在该文中，针对“法治本土资源”说立论的“地方必知识”基础，作者认为，法治得以建立的前提是承认法治的普适性理念和制度，不承认普适性的价值和制度就谈不上法治。同时，作者认为正像一切理解都难免具有片面性一样，将中国社会看作人治社会，将西方主流社会看作法治社会也必然会遗漏掉许多重要的知识。因此，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类法治”的概念，指出中国古代人治社会中存在着某些零星的类似和接近于西方法治精神的文化。对于传统类法治文化的现代价值，作者认为，当代西方的问题主要是偏执于工具理性的“现代性问题”，因此，中国古代类法治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可以作为西方现代性问题的“缓解剂”，但也就是仅此而已。21世纪不可能是东方文化的世纪，21世纪的主流文化只能是西方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当然，这种文化又不是纯西方的，而是一种新的“世界文化”。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古代类法治文化给我们的智慧不仅在于其内容，更在于其遭遇，在于从类法治文化的消亡中体悟到太多的东西，所以应当对传统类法治文化加以改造以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所用。
三、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现实，从法理角度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思路
与一些所谓的“关在书斋里，一个劲地抽烟猛想”的学者所不同的是，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从法理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象，探索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作者治学的一贯风格。
1.作者一直关注整体法律的良性运作。我国改革开放后变法过于频繁，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的随意很大，由于30多年的人治积习，加之改革开放本身是以“坏规矩”为特色，法律的难行便于改革开放同在，而公民守法状况则更是普遍堪忧。针对这种现象，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作者陆续发表《法的稳定性》、《守法论》、《法的实现相关要素分析》、《宏观调控的法治化》等论文，对整体法律的良性运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1999年，作者发表《法的安定》一文，在学术界比较早的提出了“法的安定”的概念，并全面地分析了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及要求。
2.作者高度关注司法实践，努力促进司法制度与司法理念的合理化，推进司法公正。在《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与法治的冲突》、《效力冲突与法律选择》、《法官查找法律的权力》等一系列论文中，作者提出在我国应当建立司法规范审查制度、赋予法官查找法律的权力等有价值的建议。作者还通过对婚内强奸案、组织“男男卖淫案”等具体案件的分析，澄清了司法实践中一些带有导向性的错误观念。而在《正义的成本与法治》、《定罪量刑不亦考量民愤》等论文中，作者指出正义的实现必须要考虑成本问题，以及民愤具有主观性、非理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如果以民愤这样的非理性的成份来左右司法，其结果不但破坏了法律，也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降低了司法公正。另外，针对当前司法系统片面重视调解，甚至导致强制调解在司法实践中大行其道的现象，作者在《法治的纠纷解决机制》一文中指出，有利于自由的司法只能是法治的司法，人治的司法不可避免地影响人的自由，目前强化信访制度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的错误的制度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四、对法理学基本范畴及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法理学学科的真正独立，以及法理学研究水平的高低，都建立在科学的法理学基本范畴及方法论的基础之上。作者对这两个方面研究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作者对法理学基本范畴的研究代表了学术界最高的成就。长期以来，法理学基本范畴研究是我国法理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作者对法理学的一些基本范畴特别是对法律责任及诉权的研究，从理论深度上来看，迄今为止，均代表了法理学界的最高研究水平。
2.作者对法理学方法论研究予以了高度关注。在《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处理》一文中，作者批判了传统法理学“统治工具论”中反价值基础，对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处理问题系统地作了历史的、实证的考察和疏理，从价值研究在法学史的存在与发展样态，理解负责任的法学应当是追求自由的法学。在《理论创新与结构重组》一文中，作者分析了中国法理学缺乏本土文化支撑、学术积累不厚且又缺乏反思精神，面对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与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其危机是显然的，作者将其形象地喻为“青春期危机”， 指出渡过危机必须实现“从‘规律学’到‘规则学’、调整同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解释性、证成性’法理学到‘解释性、评价性’法理学、从中国国家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从封闭的法理学到开放的法理学、从法学方法论到法律方法论、从一元法学到多元法学”等8个方面的变革。
结语：回归法理学理想的精神家园
长期以来，在唯科学主义的笼罩下，我国法理学以描述实在法即“法律是什么”、追求法律规律为目标，对应然法即“法律应当是什么”缺少应有的关注，这导致了法律理想的缺失。作者自从事法理学研究以来，始终为构建自由、平等的法理学而上下求索。在作者的上述研究中，均贯穿着自由、平等的学术追求。此外，作者还发表了一系列集中体现作者法理学价值追求的论文。在《法学的学科定位与法学方法》一文中，作者从人类知识体系定位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法学在学科体系分类中属于规范学科，它的目标是寻求达于善，即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方法，而不是追求所谓的规律。另外，作者还在《全球化与法学思维方式的革命》、《世界法与法的世界化》等论文中，从全球视野的角度对中国法理学进行了研究，以期确立法理学自由、平等的价值定位。同样，也正是基于全球的视野，并基于从西方法律思想史角度的考察，作者在《法治是社会主义底线》一文中，探寻了法治的历史之源，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本质上是法治的，提出法治是社会主义底线的正确论断。
本文已发表在《江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转引请注明出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