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工会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员会
北京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工会条例
市人大常委员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明确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内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合营企业)工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保障工会依法开展工作,促进合营企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合营企业职工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建立工会组织。
第三条 合营企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中国工会的基层组织,是职工利益的代表。
第四条 凡在合营企业中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职工,承认《中国工会章程》,自愿申请加入工会,经企业工会批准即成为工会会员。
第五条 合营企业工会依法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工会主席是其法定代表人。
第二章 合营企业工会组织
第六条 合营企业建立工会组织, 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规定,报上级工会批准。
合营企业工会组织在上级工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七条 合营企业工会依照《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八条 合营企业工会会员大合或会员代表大会应当定期举行,依照《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
第九条 合营企业工会会员在25人以上的, 建立工会委员会;不满25人的,选举工会组织员一人,享受工会委员会同等权利。
第十条 合营企业工会主席( 委员) 须经民主选举产生,并报上级工会批准。
合营企业工会根据企业职工人数和工作需要,可以设专职主席(委员),其人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规定确定。
第十一条 合营企业工会组织的撤销或与其他工会组织合并,必须经过会员大合或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并报上级工会批准。
第三章 合营企业工会的基本任务和权利
第十二条 合营企业工会依法维护职工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
第十三条 合营企业工会应当组织职工学习政治, 教育职工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
第十四条 合营企业工会应当教育职认真履行劳动合同,遵守劳动经律和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完成生产、工作任务。
第十五条 合营企业工会支持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配合企业组织开展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和技术协作等活动,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第十六条 合营企业工会协助企业组织职工业务技术培训,鼓励职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现代先进技术和管理,提高职工的业务技术素质。
第十七条 合营企业工会协助企业安排和合理使用福利、奖励基金,办好职工集体福利事业。
第十八条 合营企业工会应当组织开展有益于职工身心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第十九条 合营企业董事会会议讨论合营企业的发展规划,生产经营活动等重事项时,工会的代表有权列席会议,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
会员大合或会员代表大会研究决定有关职工奖惩、工资制度、生活福利、劳动保护和保险等问题时,工会的代表有权列席会决。董事会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取得工会的合作。
第二十条 合营企业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集体劳动合同或协议;指导职工与企业签订个人劳动合同,并监督合同的执行。
第二十一条 合营企业工会有权督促企业加强劳动保护,保障职工在劳动中的安全和健康,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
企业发生职工因工伤亡事故或其他重大事故,工会有参与调查和提出处理建议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 合营企业工会依法监督工时制度和休假制度的执行。企业确实需要增加工时,工会有权支持职工取得相应报酬;如有损职工身体健康,工会有权向企业提出意见,并商议解决办法。
第二十三条 合营企业违反合同和有关规定辞退、处分职工,工会有权提出异议,并与企业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工会应当支持职工或受委托代表职工,按照有关合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
第四章 合营企业工会活动的保障
第二十四条 合营企业对工会依法开展的活动应当给予支持,并提供必要的条件。
合营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规定,为工会组织提供必要的房屋、设备,用于办公、会议、举办职工集体福利事业和开展文化、体育活动。
第二十五条 合营企业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每月按企业职工实际工资总额的2%拨交工会经费,由企业工会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工会经费管理的规定使用。
第二十六条 合营企业工会开展活动应当生产、工作时间以外进行;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占用生产、工作时间活动的,应当事先征得企业行政方面同意。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企业行政方面应当给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 合营企业辞退任工会主度( 委员) 的职工,应当事先征得本企业委员会同意,并经上级工会批准;有争议的,按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解决。合营企业按照合同和有关规定辞退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合营企业工会主席( 委员) 任期届满或不担任工会职务时,企业或有关部门应当排适当工作。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1991年1 月1 日起施行。
1990年11月3日
创制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的若干构想
高军
摘要：我国现行刑法确立了单位犯罪制度，但在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其中单位累犯制度的缺位即为其突出的表现。本文对单位累犯中的普通累犯制度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有所裨益。
关键词：累犯 普通累犯 单位普通累犯 单位犯罪
1997年修订后的新刑法对单位犯罪做出了明确规定，单位犯罪在我国已成为不争的立法现实，此前刑法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单位能否构成犯罪的论争已告尘埃落定。但是，由于现行刑法规定的各种刑罚种类、量刑情节等刑罚适用制度都是建立在处罚自然人犯罪的基础上的，对于单位犯罪适用刑罚的量刑情节如单位累犯等问题仍无明文规定，致使实践中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准确适用法律同单位犯罪作斗争。因此，本文作者不揣浅陋就其中的单位普通累犯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能否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纳入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第65条确立了普通累犯制度，其第１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此为普通累犯之规定。对于单位能否构成第65条规定的普通累犯，刑法学界一直缺乏统一的认识，有持肯定意见的，有持否定意见的，更多的学者对此则保持了沉默态度。［１］
目前，在刑法学界以杨凯博士为代表的个别观点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已经规定了单位累犯，需要研究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单位累犯问题。［２］其论证现行刑法第65条已经将单位普通累犯包括在其中的主要论点是，“单位作为一个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在承担刑事责任时是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组织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不管是采用双罚制还是采用单罚制，对犯罪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的刑罚，都只能意味着是对单位整体判处的刑罚，而不能看作是对上述各有关自然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刑罚主体判处的刑罚”。［３］对于该论点的内容本身，笔者表示赞同，但认为从中并不能得出单位普通累犯已包括在现行刑法65条之中的结论。因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只有一个，即单位自身，对单位自身适用的刑罚也只有罚金刑一种，虽然在“双罚制”下，单位内部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虽然其确实是因单位犯罪而受到刑罚处罚的，但在其既已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处罚之后，一般情况下都会与单位脱离关系，必由其他自然人在单位中取其位置而代之，其意志无法继续在单位实现，该单位若再次犯罪一般情况下已与其意志无关。因此，可以看出，其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单位犯罪的刑罚分担主体。为了将现行刑法中并未明文规定的单位普通累犯强行纳入第65条的规定，置单位犯罪主体而不顾，牵强地适用刑罚分担主体的刑罚来满足现行刑法第65条普通累犯构成的罪责条件，是否有本末倒置之嫌？
试图通过扩大解释刑法65条而将单位普通累犯制度强行纳入其中还将遇到一个难以绕开的障碍，就是单位累犯构成要件中作为时间要件中计算两罪间隔的起点问题。在刑法中，累犯制度并非孤立的制度，它与同样是建立在自然人犯罪基础上的“数罪并罚”、“自首”、“立功”等制度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刑罚适用整体，对其中之一作扩大解释，可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机的后果，以致于影响到刑罚适用制度整体的协调。赞成将单位普通累犯纳入刑法65条的学者认为计算两罪间隔的起点应确定在“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４］。但是，问题是，如果单位犯罪中有关责任人员被判处较长时间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刑罚，且一直在服刑未有减刑或赦免的情况，对犯罪的单位而言，因该自然人刑罚并未执行完毕或被赦免，因此，按照该标准，在其服刑期间，单位若再犯罪只能适用“数罪并罚” ----虽然，事实上在该自然人被判处刑罚后，该单位已与该自然人无任何关系。而且，对单位而言，单位所犯前罪而判处的罚金刑可能在多年前就已经执行完毕，在这种情况下还对单位实行“并罚”是否有违情理？对单位荷责是否太重？另外，单位犯罪中有关责任人员在受到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处罚后，将与单位脱离，他（她）是作为自然人而服刑的，其本人是否能被改造好、改造的进度以及在服刑过程中能否被减刑或赦免等等均具有不确定性，需视其自身被改造的具体情况而定，与单位已没有任何关系。笔者认为，将单位累犯时间要件的起点系在一个已与单位相脱离、全凭其自身的改造情况而最终决定服刑长短的自然人身上，一方面将使计算单位累犯时间要件的起点处于难以确定的状态，另一方面，这种确定方式于情理也说不通。
对现行刑法第65条作扩大解释而试图将单位普通累犯纳入其中，还将遇到一个对现行刑法中普通累犯与特殊累犯制度如何协调的问题。按照杨凯博士的设计，特殊累犯包括“单位危害国家安全累犯和单位毒品累犯”两种。［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第66条对特殊累犯是这样作明文规定的，即“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该条文的表述非常明确：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特殊累犯只有危害国家安全累犯一种，而并不包括其它。因为在现行刑法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可由单位构成［６］，所以，通过法律解释，可以将“单位危害国家安全累犯”包括在其中，但因为该条文表述得非常简洁明确，故无论对其作怎样的解释，都无法将“单位毒品累犯”包括在内。更何况，对于单位特殊累犯的组成，目前学术界的意见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应包括“毒品单位累犯和走私单位累犯”两种［７］，有的学者甚至还主张应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分则第六章第七节和第九节规定之罪等”都包括在其中。［８］所以，欲将单位特殊累犯制度纳入现行刑法，势必要对第66条特殊累犯的规定作重新的修订。那么，既然要对第66条作重新修订，又何必非得对第65条作牵强的解释，以致由此产生上文所述的诸多问题，而不重新修订第65条普通累犯的规定呢？
虽然，笔者体会以上学者的良苦用心,因为法律法律自身具有的概括性、抽象性的特点以及法律语言的歧义等种种可能影响对法律规范的准确理解和适用的因素的存在，使得“法律的实施以解释过程为前提”［９］。与立法相比,通过解释法律,即“通过类推及运用法律的方法来发展法律”，［１０］比较容易且成本也较低,而且“漏洞补充”在法解释学中也是一项重要的解释方法。［１１］但对于何为“漏洞”,学者认为“假如欠缺是立法者有意识的决定,则即使欠缺此等制度,亦不能谓有‘法漏洞’存在。立法者假使有意对特定问题不为规整，将之划属‘法外空间’，于此亦无‘法漏洞’可言”。［１2］对于新刑法中缺乏单位累犯明文规定的情况，已有作者敏锐地指出，“与其说这是立法者的疏漏，不如说是在目前有关制度尚存争议，难以统一的情况下，立法者对单位犯罪的相关制度的故意回避”。［１3］对此观点，笔者持赞同意见。因为在97年刑法修订之前，针对旧刑法中单位犯罪规定的缺位和改革开放后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单位走私、偷税漏税等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刑法学界争论最多、最激烈的是单位能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在该阶段，对于单位犯罪的具体制度设计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未达成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立法者毅然抛开单位能否构成犯罪的理论上的论争，在新刑法中明文确立了单位犯罪制度。但是，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从而影响到了立法的质量，新刑法虽然规定了单位犯罪，但对单位累犯、单位自首、单位立功等单位犯罪适用刑罚的重大量刑情节却未作明文规定，以致影响到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以打击单位犯罪。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学者出于从现实需要的角度出发，希望对刑法65条作扩大解释而将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纳入其中。笔者认为，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有违“罪刑法定”的原则，但如果作这样的解释，势必破坏到现行刑法中累犯制度与其他制度的衔接以及普通累犯与特殊累犯制度的协调，动摇了刑罚体系的完整性，造成法律适用的随意与混乱，最终是削足适履、得不偿失。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第65条适用的对象只能是自然人而不包括单位。试图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纳入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现实的做法应该是，必须认真地研究单位普通累犯的构成及相关的问题，争取在学理上达成共识，以期为刑法作进一步修订时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单位普通累犯制度模式构建
单位普通累犯的构成，参照自然人普通累犯的规定，有罪责条件、罪过条件、时间条件。下面分别予以论述。
１、罪责条件。我国现行刑法中对绝大多数单位犯罪采取的是“双罚制”，即既对犯罪单位处以罚金又对犯罪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刑罚。但对某些单位犯罪只规定处罚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即采取的是“单罚制”。如刑法第137条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仅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处５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５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此，针对这种情况，笔者主张，对于采取“双罚制”的，应以对单位处以较大数额的罚金为准，至于具体数额的确定，“失之过高，则使单位普通累犯过于狭窄；失之过低，则使普通累犯的范围过于宽泛”［１４］，究竟以多大的数额作为“双罚制”下单位犯罪累犯成立的条件，应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单位犯罪的特点而有待立法上予以明确的确立。对于采用“单罚制”的，应以其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为准。在具体适用上，当前后罪适用同一刑罚原则时（如前后所犯之罪都是“双罚”之罪或都是“单罚”之罪），按照该刑罚原则予以适用自不待言；当前后罪适用不同的刑罚原则时，只要前后各自满足了“双罚制”或“单罚制”的单位犯罪所应满足的刑罚条件即可。
２、罪过条件。在我国刑法中，“故意犯罪，是刑事制裁的重点”［１５］。累犯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之一在于强调前后罪在主观上的关联性，即犯罪的主观恶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从严打击再次犯罪提供法理依据。由于单位犯罪不仅有单位故意犯罪，而且有单位过失犯罪［１６］，因为单位过失犯罪无再次危害社会的故意，在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方面与单位故意犯罪有重大的差别，因此，单位累犯的前后罪的罪过形式都必须是故意犯罪，“不应当也没有必要对过失犯罪设立累犯制度”［１７］。
３、时间条件．对于单位累犯的构成应有期间的限制，若没有期限的限制,不仅不利于犯罪单位的改造,降低单位累犯制度的威慑力,而且还会产生适用刑罚不平等的诸多问题。对于构成单位累犯前后罪时间的间隔,多数学者主张适用现行刑法规定的5年。［１８］笔者认为,单位作为社会组织暨法律上拟制的人,具有意志能力和行为能力,拥有雄厚的政治、经济资源,可以利用掌握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乃至特权,实施一些单个自然人或者简单的个人组合难以完成的犯罪。与自然人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要严重得多。因此,从严防和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出发,应适当延长单位累犯前后罪时间的间隔,宜将间隔设置为10年为宜。
在确定单位犯罪时间要件的同时,必须确定时间间隔的计算起点。笔者主张对前罪采取“双罚制”的，因单位罚金的执行有缓交、减交的法定事由，为避免在前罪罚金刑的执行过分延迟或根本就没有执行的情况下，出现按照现行刑法规定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标准难以确定时间间隔计算起点的情况，起点应从对单位判处的罚金刑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对于采取“单罚制”的，同样是出于避免前文所述的两罪间隔的起点难以确定的情况，应从其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生效之日起计算。
三、单位变更后的累犯认定问题
单位是人格化的社会组织，它的人格是法律拟制的，单位犯罪后，可能会因各种情况变化而发生变更或终止，从而影响到单位累犯能否构成的问题。有论点认为，“如果法人犯罪后被合并、兼并、分解，新的法人犯罪的，不再以累犯论处”［１９］，对此观点，笔者持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对于单位犯罪受刑罚处罚后，单位经变更后又重新犯罪的，变更后的单位是否构成累犯不能一概而论。
１、在单位不变其内部决策人员变更的情况下，该单位重新犯罪的，仍然构成累犯。因为不论单位的成员如何变更，他们对外代表的都是同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单位，单位的法律人格独立于其内部组成人员，决策机构的变更并不意味着单位法律人格的变更。故发生这种情况，并不影响单位累犯的构成。
２、在单位合并与分立的情况下，单位重新犯罪的是否构成累犯，应根据原单位是否已经丧失独立的法律人格来决定。如果原单位未丧失独立的法律人格，虽经合并或分立，其重新犯罪的，将构成累犯；如果在合并或分立后该单位已丧失了独立的法律人格，新成立的单位重新犯罪的，将不构成累犯。举单位合并为例，单位的合并，包括吸收合并与分立合并，在吸收合并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的单位是初犯的，那么其若再犯，应构成累犯，因为其主体并未变更，只是扩大了规模而已。在新设合并以及在吸收合并而被其他单位吸收成为其他单位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情况下，由于原单位主体已经消灭，根据“罪责自负”的原则，新成立的单位若再犯罪，不宜按累犯处理。对于单位的分立，与单位的合并一样，亦应从单位独立的法律人格是否丧失的角度来考察。
四、对单位累犯的处罚原则
与现行刑法规定的对自然人处罚的原则一样，因单位犯罪的主观恶性深、社会危险性大，基于现实的社会防卫的需要，应对单位累犯采取从重处罚的原则，单位累犯的从重处罚包括对犯罪单位自身的从重处罚和对其内部的责任人员的从重处罚两个方面，我们应从以下两点去理解。
１、对犯罪单位自身的从重处罚。因为现行刑法规定的适用于犯罪单位自身的刑罚只有罚金刑，对犯罪单位自身的从重处罚就必须在刑法所规定的后罪应判的罚金幅度内选择较重的处罚。有学者主张应“比照初犯从重处罚”［２０］，笔者认为刑事司法实践中单位累犯所犯的前后罪未必相似，采用“比照说”将可能失去参照系统，因此，所谓从重处罚将无从谈起。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设计该处罚原则，主要是立足于现行刑法仅对犯罪单位规定罚金刑一种刑罚的现状而考虑的，这当然不能排除今后在对单位犯罪适用其他刑种时选择其他从重处罚手段的可能性。
２、对单位累犯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从重处罚。单位中的自然人虽因单位犯罪而受刑罚处罚，但因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故对单位累犯中的自然人处罚应按照自然人累犯的构成要件来进行。具体而言，即单位累犯中的自然人如果因故意犯罪曾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前科（前科是否是因单位犯罪被处罚在所不问），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五年内，再犯单位之罪的，则按自然人累犯的处罚原则从重处罚；如果单位中的自然人以前没有因故意犯罪曾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前科，根据“罪责自负”的原则，该自然人并不构成累犯，不应对其从重处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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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杨凯：《单位普通累犯理性研究》［Ｊ］，《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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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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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3］孙帅梅：《对确立单位累犯的若干问题的思考》［Ｊ］，《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2年第５期，第５页
［15］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4页
［16］参见，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Ｍ］，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602-608页
［17］张明楷：《刑法学》（上）［Ｍ］，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448页
［１8］陈国兴：前引文；苏彩霞：前［１１］引文；胡杨成：《单位累犯刍议》［Ｊ］，《人民检察》2002年第3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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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沙君俊、刘孟骐：《论法人累犯》［Ｊ］，《人民检察》199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