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及其特点
何勤华
中国法自诞生之日起，就比较重视成文立法的工作。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以成文法为武器（如郑国的子产铸刑鼎、邓析编竹刑，晋国赵鞅的铸刑鼎等），战胜奴隶主贵族阶级，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统一了中国的秦国全面采用奉行成文法主义的法家理论（如《韩非子·心度》称：“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以及汉承秦制等一系列特定因素，使中国最终走上了法典化国家的道路。
另一方面，奉行成文法主义的中国，也始终没有抛弃判例，否定判例在司法实践活动中的作用。相反，中国从秦汉时期开始，就明确认可判例的法律效力，并开展了对判例法的研究活动。
一
秦汉时期中国的判例法研究活动，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秦代的延行事
在中国，早在商代，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便已出现比照先例予以处罚的情况（《尚书·盘庚》：“有咎比于罚”）。到了西周，进一步出现了表示判例的“御事”等用语。（注：参见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0页。）至春秋战国时代，判例的运用进一步频繁，对司法审判活动的影响也更为扩大，《左传》和《国语》等文献中曾多处记载了这些运用判例的事件。（注：参见汪世荣：《中国古代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但先秦时期判例的运用，都只能理解为是判例法的萌芽。判例法的正式出现，是进入秦汉时期审判组织发达和诉讼活动规范化以后的事情。（注：武树臣和汪世荣都认为，中国在进入成文法时期即战国以前，曾经历了一个判例法时期。此观点似可商榷。笔者认为，中国在进入成文法以前，主要是适用习惯法，是一个习惯法时期。因为习惯与判例尽管有许多相同点，但判例法主要是与法院的审判活动一起成长的，而战国以前，中国的审判组织和审判制度尚处在萌芽时期。）
秦代的判例称为廷行事（少数场合也称“行事”）。在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廷行事多处出现。它是在秦王朝成文法没有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需要变通或修改，或者使法律规定更为具体和明了等情况下被使用的。从秦墓竹简中我们可以得知，廷行事在秦代已具有法律渊源的地位。
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完整的秦代判例法的汇编或对判例进行研究的作品，但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对廷行事的熟练运用的情况可以推知，当时对廷行事已有了某种汇编，司法官吏对其也都知晓。
（二）汉代的引经决狱和决事比
进入汉代，判例法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秦代通行的廷行事，至汉代并未完全消失。《汉书·翟方进传》记载：“时庆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赎论。”注引刘敞云：“汉时人言‘行事’、‘成事’，皆已行、已成事也。”（注：转引自汪世荣：《中国古代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另一方面，在汉代又出现了新的判例形式：决事比。尤其是董仲舒的引经决狱活动，更是赋予汉代的判例法以全新的时代特征。（注：廷行事和决事比的称谓虽不同，但其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比照以往的判例作出新的判决。然而，引经决狱除了在技术层面上与此相同外，还显示了强烈的价值取向，即试图通过引经决狱，将司法活动的各项原则纳入到儒家的法学世界观之中。这是汉代的判例法区别于秦代判例法的地方。）
1.汉代的引经决狱
据《后汉书·应劭传》记载：“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春秋决狱》至宋以后即已失传，散见于各史籍，现在所能看到的仅剩下三事：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董）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注：语见《诗·小雅·小宛》，意思为螟蛾有幼虫，蜾蠃（guo
luo，一种细腰的土蜂＜寄生蜂＞）将其捉回巢。由于蜾蠃产卵于螟蛉的幼虫体内，吸取其养料，蜾蠃的后代即从螟蛉的幼虫体内孵出，所以古人误以为蜾蠃养螟蛉为子，并进一步将螟蛉引申为蜾蠃的养子。）《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子，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侮辱）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注：以上均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4页。）
上述判例，第一个依据儒家“亲亲相隐”作为判案的原则，只是扩大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从自然血亲扩大到拟制血亲）；第二个判例强调了儒家的父慈子孝，以及父母子女关系中的事实上的扶养、赡养关系，并以此限制了汉律杀父罪的适用范围；第三例则强调了犯罪人的主观动机，再次肯定了儒家的“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的原则。
除董仲舒之外，汉代的其他官吏也频频运用儒家的经义来处理重大的狱讼案件。
（淮南王刘安谋反事发）胶西王（刘）瑞议曰：（淮南王刘）安废法度，行邪僻，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畔（叛）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刘）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当伏法（《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梁王刘立骄横放纵，没有节制，甚至一天之内犯法达十一次，还与姑妈刘园子通奸）有司案验，因发淫乱事，秦（刘）立禽兽行，请诛。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春秋》为亲者讳，今梁王年少，颇有狂病，始以恶言按验，既亡事实，而发闰门之私，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天子由是浸而不治（《汉书·文三王传》）；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ｚｈàｏ＠①，（注：颜师古注曰：“ｚｈàｏ＠①，旌旗之属，画龟蛇曰ｚｈàｏ＠①。”）衣黄ｚｈāｎ＠②ｙú＠③，著黄冒（帽），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注：颜师古注曰：“公车，主受章奏者。”）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隽）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注：颜师古注曰：“蒯聩，卫灵公太子。辄，蒯聩子也。蒯聩得罪于灵公而出奔晋。及灵公卒，使辄嗣位。”辄继承王位并拒绝蒯聩回国一事，得到了《春秋公羊传》的肯定。）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迭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徭（由）是名声重于朝廷（《汉书·隽不疑传》）。
在这些案例中，第一个以《春秋》大义中“臣下不得伤害君主，伤害者必诛”（臣毋将，将而诛）的原则，为处理淮南王刘安谋反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个以《春秋》中“为亲者讳”作为包庇梁王刘立的理由。第三个判例则以《春秋》记叙的辄拒绝蒯聩回国继位的事例，作为逮捕冒充卫太子的根据。由于《春秋》包括其他的儒家经典内容极为丰富，所以统治阶段可以从中寻找各种各样的根据和理由，来处理一些疑难案件。据程树德汇集，除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之外，汉代其他重大的引经决狱案件还有二十多起。（注：参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5～170页。）
引经决狱（“春秋决狱”），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一方面，引经决狱是汉代士大夫（儒者）实现其公平正义之社会理想的一个途径，如前述董仲舒审理的第三个案例，如果按照汉律的客观归罪原则，判决误伤父亲乙的儿子甲为殴父罪，处以枭首的话，那肯定是极不公正的。另一方面，引经决狱弥补了制定法的不足，在法律、法规都阙如的情况下，依据儒家经义使案仲得以妥善处理。此外，引经决狱也为当时已经甚为酷烈的司法实践注入了一股慎刑、德治和教化的活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刑峻法的局面。
但是，引经决狱也具有相当的消极性。首先，董仲舒在引经决狱中确立的“原心定罪”的原则，即使对封建的法制而言，也是极具破坏力的。尤其是该原则运用到极端之后，甚至出现了“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注：桓宽编：《盐铁论·刑德》）的状况。其次，在引经决狱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用封建正统的法学世界观来任意改变法律的规定，从而使本来就不稳定的法律进一步失去其应有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为法律虚无主义开了门户。再次，引经决狱使儒家思想中许多消极因素（如“三纲五常”等）得以扩张，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人们的思想控制。
2.汉代的决事比
在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比，既是一种比较成事或相关法律进行判案的行为，也是所引用的案例、成事本身。《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八年》称：“择善而从之曰比。”在《汉书·刑法志》“所欲活则傅（附）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句下，颜师古注曰：“比，以例相比况也。”在“奇请它比”句下，颜师古注曰：“奇请，谓常文之外，主者别有所请以定罪也。它比，谓引它类以比附之，稍增律条也。”在《礼记·王制》“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条下，郑玄注曰：“小大，犹轻重。已行故事，曰比”。（注：《十三经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3页。）决事比，就是可以引为审判依据的案例和成事等。
决事比的运用，在西汉时期就已较广泛。《汉书·刑法志》称：汉武帝即位后，“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注：颜师古曰：“见知人（知道他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而所监临（监督法律执行的官吏）部主（犯人所在部门的主管官员）有罪并连坐也。”）缓深故之罪，（注：孟康曰：“孝武《汉武帝》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宽缓。”）急纵出之诛。（注：颜师古曰：“吏释罪人，疑以为纵出，则急诛之。”）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注：颜师古曰：“浸，渐也。”）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中国和葡萄牙发表联合新闻公报
中国 葡萄牙
中国和葡萄牙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全文)
2005年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共同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公报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葡萄牙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三日）
1、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葡萄牙共和国庆祝建立外交关系二十五周年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邀请，葡萄牙共和国总统桑帕约于2005年1月11日至17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一
2、中葡重申两国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友谊，并表示愿共同努力，加深和丰富两国在各个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关系。
3、中葡积极评价1979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重申愿通过加强高层互访、双边接触和深化经济、文化和科技合作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
4、经中国政府同意，葡萄牙政府决定于2005年在上海设立总领事馆，并向香港委派名誉领事。
5、中葡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5年来取得的成就，并对《联合声明》的贯彻和实施表示赞赏。双方认为，在进一步发展双方的交往与合作中，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当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6、中葡高度重视发展两国在经济、文化、科技、旅游、司法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相信访问期间签署的有关协议将有助于加强两国在上述领域的合作。
7、中葡致力于深化经济关系，承诺采取措施，特别是通过宣传两国间或与第三国的贸易机会以及所存在的合作潜力，为两国企业在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便利。两国认识到建立企业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和彼此所怀有的兴趣，愿意努力创造条件支持两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间的合作，并促进双边贸易的平衡发展。
8、中葡重视澳门特别行政区在推动开展商品和服务贸易方面所发挥的重要的区域性平台作用。不久前，由于新的经济协定（《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这一平台作用得到加强。双方强调“中国－葡语国家经济贸易合作论坛（澳门）”在发展中国与葡语国家间经济及企业界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并重申将致力于深化两国在该框架内的合作。
9、中葡将旅游业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也视其为密切两国人民之间联系的重要途径。双方鼓励两国旅游主管部门之间和企业家之间开展合作，并愿在中国与欧盟签署的、从2004年9月起生效的关于旅游目的地国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扩大两国旅游往来。10、中葡认为发展文化关系对于进一步拉近两国人民和社会的距离，以及加强两国各方面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双方鼓励加强大学合作，特别是在语言教学层面，促进汉语和葡语在葡萄牙和中国的教学。11、中葡重申愿通过向两国学生颁发奖学金等方式，促进科技、高教领域的进一步交流。
12、中葡愿进一步加强在司法领域的合作并深化法治问题的对话。双方研究了两国最高法院之间，特别是通过实现法官定期互访来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13、中葡表示愿通过播放节目、开展培训和开发新技术等活动促进两国官方电视台的交流。
二
14、中葡为中欧关系的良好发展感到高兴。两国表示愿继续为深化中欧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的关系做出贡献。
15、葡萄牙重申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反对旨在改变台湾地位、加剧台海紧张局势或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任何单方面举动。葡方认为，应以建设性对话作为两岸关系的基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保证该地区的稳定、繁荣。16、中葡重申欧盟尽早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对促进巩固中欧双边政治关系所具有的意义。葡方表示，将根据去年12月8日第七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上欧盟采取的立场，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努力。
17、中葡为中欧经济关系在贸易及投资方面所显示出的活力感到高兴，强调加强产业对话、开辟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等新领域的重要性。
18、中葡强调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意义。葡萄牙积极评价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取向。双方欢迎成立中欧工作小组，旨在积极确定切实解决此问题的方法。
19、中葡表示将致力于加强中欧在人员交流和打击非法移民方面，特别是尽快开始商谈人员遣返协议的对话与合作。
20、中葡重申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重要性，强调欧盟与中国在这一领域业已存在的对话的重要性。双方认为中欧对话有助于促进人权事业，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加强和深化人权对话。
21、中葡强调与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人权机构开展紧密合作的必要性。葡方赞赏中国为在短期内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做的努力。22、中葡认识到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性。因此，强调继续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必要性。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发挥了突出作用。
23、中葡均确信联合国在解决21世纪之初困扰国际社会的问题上发挥着根本性作用。两国欢迎去年12月2日发表的关于威胁、挑战和变革的高级别名人小组报告，希望它所提出的建议能有利于推动联合国的改革进程。24、中葡重申对多边主义的承诺，表示愿深化在联合国范围内的磋商与合作，为加强多边体制和联合国改革进程的成功做出贡献。
25、中葡表示决心加强合作，以应对艾滋病等新挑战，并与国际恐怖主义、贩毒和有组织犯罪等安全威胁作斗争。
26、中葡声明将全力在国际组织中合作，同各种形式恐怖主义作斗争，以维护对人权、基本自由和法治社会的尊重。
27、中葡认为，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双方因此支持打击恐怖主义的多边性，强调联合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
28、中葡确信，在全球化形势下，只有依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公正解决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和增进人民福祉。
29、桑帕约总统感谢胡锦涛主席在其访华期间所给予的热情接待，并邀请胡锦涛主席访问葡萄牙。胡锦涛主席接受了邀请。
附件：两国元首会谈后中葡签署的双边合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与葡萄牙共和国最高行政法院合作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经济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证书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2005-2007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
《中国中央电视台和葡萄牙电视台合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当局与葡萄牙共和国航空当局关于代号共享安排的谅解备忘录》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与葡萄牙东方基金会2005-2007年度交流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