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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咸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咸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咸阳市食品安全监管行政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

咸政办发〔2011〕8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派出机构、直属事业机构：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咸阳市食品安全监管行政责任追究办法》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咸阳市食品安全监管行政责任追究办法

第一条 为保障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高效开展，强化各级政府及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防范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严肃追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行政责任，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依据《食品安全法》、《公务员法》、《监察法》、《陕西省行政执法责任制办法》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存在失职、渎职，以及在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存在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重要情况的，或者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依照本办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条 责任追究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有责必问、有错必纠、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追究食品安全行政责任的方式为：
（一）诫勉谈话；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警告；
（四）记过；
（五）记大过；
（六）降级；
（七）撤职；
（八）开除公职。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1、有明显过失，造成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
2、未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责任造成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
3、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对事故进行隐瞒、谎报、拒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拒报、阻碍他人报告的；
4、在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无故不到、工作拖延或未采取积极有效的事故救援和调查处理的；
5、拒绝、阻碍、干涉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工作正常进行的；
6、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过程中，因工作失误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严重社会负面影响的；
7、对食品安全举报、投诉未及时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8、其他食品安全监管失职行为。
第六条 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追究实行倒查制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首先从发生事故的环节追查，并逐一溯源。
第七条 需对责任人追究的责任，根据其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理或处分：
1、情节轻微、损害和影响小的，或尚未造成损害后果的，对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必要时予以诫勉谈话或给予警告处分；
2、情节较重、损害和影响较大，责令责任人书面检讨，给予记过处分；
3、情节较重、损害和影响重大，对责任人给予记大过或降级处分，是党员的，建议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
4、故意违规执法、徇私舞弊、严重失职的，对责任人给予降级、撤职甚至开除公职处分。情节恶劣、损害和影响极其重大已构成犯罪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对造成重大或较大食品安全事故，有失职、渎职情形或者负有领导责任的责任人，从重处理。
第八条 确认追究责任的，按以下规定确定责任人并划分责任：
1、超越或滥用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违反法定程序的，由直接承办人员承担主要责任，直接主管人员承担次要责任；
2、被追究责任的行为是由主管人员批准的，由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承担主要责任，承办人员承担次要责任；
3、由于承办人员隐瞒事实、伪造证据等行为，导致工作错误或上级决定改变的，由承办人员承担全部责任；
4、领导不采纳相关科室及其承办人员意见，另行作出决定的，由作出决定的领导承担全部责任；
5、应当经过合议、审核、审批而未经合议、审核、审批作出行政行为的，由直接责任人员承担主要责任，直接主管人承担次要责任；
6、经集体研究、讨论作出的决定，由集体讨论人共同承担责任，其中对行政过错行为持反对意见的除外；
7、承办人员在执法活动中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由承办人员承担责任；
8、两人以上共同发生的行为，职务高的承担主要责任，职务相当的共同承担责任。
9、监管辖区或监管环节一年内发生两次以上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追究县市区或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及市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责任追究的调查处理及督察督办，对负有重大或较大食品安全事故责任的相关成员单位及其责任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应在职权范围内对本部门工作人员违反食品安全委员会工作规则需被追究责任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并将食品安全责任追究的办理情况和行政追究结果上报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第十条 本办法所指的食品安全事故按《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分级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法律、法规、规章对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追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为五年。







　

明星为商家提供代言服务，多年来已经成为明星或其经纪团队充分利用明星效应实现利益价值的一种重要手段。代言服务合同，则是拴起明星及商家的重要纽带，如何有效实现双方的经济利益，实现共赢，且不在任何一方缺失商业信用时能最大限度的保障己方的利益，或最求利益最大化，合同条款无疑是最主要的工具或武器，同时，合同条款约定清晰、明确是双方顺利合作的重要基础。除了双方的实体权利义务之外，程序性权利也同等重要，譬如选择不同的解决争议的管辖法院，对于合同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有着重要影响，但有时出于各种因素，可能合同条款中未能明确地作出该项约定，导致出现争议时，一方以自己的理解或从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解释选择起诉法院，难免在诉讼之处，即产生管辖权的争议。笔者拟在法律实务中遇到的案例（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所有真实姓名及名称、地点均已隐去替代），通过本文作简要探讨。
【案情简要介绍】
某知名的一线明星S，受聘担任W商家的产品代言。双方在履约过程中，W以S违约为由，在本地法院提出违约之诉，将S诉上法庭。双方在广告代言服务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条款为：如因该合同产生纠纷，则提交W所在地或北京市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决。据此，W选择了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由于S所在地距离W当地法院路程遥远，选择在当地应诉，势必带来极大的诉讼成本，因此，S一方在法定期限内，向受理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对于本案，我们认为有以下两个焦点问题：
一、合同是否明确约定了管辖法院
广告代言服务合同中双方约定，如因该合同产生纠纷，则提交W所在地或北京市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决。
S一方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规定，当事人选择管辖的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管辖。
而W一方则认为，条款“北京市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该句因北京市有多个基层法院，导致该句的表述是不明的，无法执行的，因此应当是无效的；只有“W一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是明确而且唯一的，能够确定的，因此，“如因该合同产生纠纷，则提交W所在地或北京市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决”的约定，实际上可执行的效力只是“提交W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裁决”。
乍一看，W的辩解意见颇有有理，但细想便可发现，W一方实际上变相地玩了文字游戏，以所谓的逻辑改变了双方约定，歪曲了法律规定，其言论也自相矛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规定，当事人选择管辖的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管辖。依照W的意见，同样可推导出双方实际上就是约定选择了两个以上的人民法院管辖，且约定不明确，完全符合上述24条的规定情形，因此可认定双方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本案应当依法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代言类合同是否适合依照合同履行地原则确定管辖
首先，广告代言服务合同履行地如何确定。
既然约定无效，确定法院管辖即应当依法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假设合同履行地处于W所在地，则本案依然可以继续由该法院审理。在代言服务类合同履行中，代言合同的履行地如何确定，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合同法》第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合同对履行地约定明确，则双方不易产生争议；在此我们探讨约定不明确或根本无合同履行地约定的情形。
一般来讲，代言合同中，既为服务合同，提供服务一方可能需要协助拍摄广告（平面广告、影视广告等），可能需要配合出席活动等。多项服务义务中，各项义务极有可能无主次之分，对商家同等重要。如果各项义务的履行地分布在不同的城市或不同的区域，譬如拍摄平面广告在A地，拍摄影视广告在B地，出席活动又分别发生在C、D、E城市，又该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在这种情形下，多个地区都是合同的实际履行地，但又无法界定出哪里为合同的主要履行地。这时，如果非要围绕合同履行地去进行争议管辖法院的确定，则需要合同双方各自充分举证对自己有利的履行地凭证。
在本文提及的W诉S一案中，双方并未对履行地点作出约定或达成补充协议，且从合同其他条款中也不能确定合同履行地。根据《合同法》62条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显然，该案W一方人诉求中所主张之合同义务，属于“其他标的”，合同履行地应当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S作为此案原告方所主张的合同义务履行方，其所在地应当为法律规定中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依照该原则，本案也不应为W一方所在地法院所管辖。

其次，类似案件如何依法确定管辖法院。
假设双方均无法明确合同履行地，此时，我们认为该案不适宜采用合同履行地原则确定管辖法院。
广告代言服务合同作为无名合同，其合同义务的实际履行具有复杂性。在当事人未就合同履行地作出约定的情况下，依据法律法规或惯例也难以确定合同履行地。因此，我们认为，基于该类合同产生的纠纷不宜采用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而应当采用被告住所地原则确定管辖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1996年9月12日）第三条“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
民诉法赋予当事人“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的双重选择，同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上述条款，最高院认为如果合同履行地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即排除以合同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
由于代言合同的特殊性，对合同履行地难确实以把握，若坚持以合同履行地原则确定管辖法院，势必因个人的主观判断有失偏颇，丧失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也不符合合同履行地管辖原则的立法精神。因此，我们认为，此类案件应当直接依据“被告住所地”原则确定管辖法院。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 田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