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0号
《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已于2005年11月18日经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5年11月18日
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2005年11月18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文物的保护、利用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
第三条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经济开发建设及文物利用等活动,必须遵循文物工作的方针，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和风景名胜区规划，并建立文物保护责任制。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使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文物抢救、修缮、征集和安全设施建设等需要，设立专项经费。第七条文物保护事业可以吸纳社会资金投入，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文物事业的捐赠，享受国家有关优惠待遇。
第八条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
鼓励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文物保护志愿者开展活动给予支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对文物保护志愿者进行培训、指导。
第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文化、教育、科技、规划、建设、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行政部门和媒体，应当加强对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
第十条对文物保护工作中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文物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管理职责
第十一条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本条例指省文物局）主管全省文物保护工作。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依法承担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有关文物保护工作。
第十二条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文物行政执法工作，并根据国家和省的规定建立或者明确文物行政执法队伍，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督促相关单位、个人履行文物保护义务；
（二）监督、检查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和管理，并协同有关部门监督、检查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保护、利用和管理；
（三）监督、检查馆藏文物的保护、利用和管理；
（四）依法受理与文物保护相关的举报、投诉；（五）依法查处文物违法行为。
文物流通中的执法活动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上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文物行政部门执法活动的指导、监督，发现下级文物行政部门查处的案件有错误的，应当责令及时纠正，必要时可以依法直接处理。
第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建立的有关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在文物行政部门领导下具体承担文物的日常保护、收藏、展示、研究等工作。
第十五条省文物行政部门依法成立的文物鉴定机构，按照其职责负责文物的定级鉴定、司法鉴定和其他鉴定工作。有条件的设区的市文物行政部门可以设立文物鉴定组织，受省文物鉴定机构委托，承担相关文物鉴定工作。
从事文物鉴定服务的社会中介机构的设立、审批及其鉴定工作的开展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不可移动文物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的职权将本行政区域内具有相当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在征求所有人、使用人和相关主管部门意见后，分别确定为省级、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报同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依法报上级人民政府备案。上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可以选择下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者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确定为本级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行政部门选择的不可移动文物报请人民政府核定时，应当附具说明材料和专家意见。
规模较大的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制定专门的保护规划。
第十七条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予以登记，并作为文物保护点予以公布。在城镇房屋拆迁、危房改造等过程中，发现尚未登记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及其附属物，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现场，及时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文物行政部门应当二十四个小时内赶到现场，并在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八条省级、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不得擅自撤销。因自然或者意外原因损毁的，应当实行遗址保护。确需原址重建或者撤销的，必须经专家论证后依法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九条不可移动文物实行原址保护原则。未经依法批准，不得迁移、拆除。
第二十条修缮、保养、迁移、使用不可移动文物，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不得损毁、改建、添建。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应当按照文物行政部门批准的工程设计方案进行。如需变更已批准的工程设计方案中的重要内容，必须经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二十一条新发现重要的不可移动文物，文物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文物保护需要，提出修改、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建设规划的建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划编制程序予以修改、调整。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专项保护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按《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自核定公布文物保护单位之日起一年内划定其保护范围；根据文物保护需要，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定建设控制地带。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必须确保文物本体安全和历史风貌的完整，划定前应当征求文物保护单位有关主管部门及相邻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的具体办法，由省文物行政部门会同省规划行政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三条确需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建设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并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未办理上述手续的，有关部门不得办理土地使用和生产、建设许可。
对危害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破坏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的已建设施、建筑物、构筑物，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责令限期治理或者依法拆迁。
第二十四条经依法批准，迁移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点的，其迁移方案必须报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对移建工程实施监督并组织验收。
第二十五条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并承担相关费用。
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险，所有人难以承担修缮义务的，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申请修缮资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资助；所有人有能力承担修缮资金而拒不履行修缮义务的，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抢救修缮，所需费用由所有人承担。
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所有人转让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所在地人民政府可以优先购买，购买条件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二十六条不可移动文物因所有人、使用人的使用严重影响文物保护的，根据文物保护的实际需要，经与所有人、使用人协商一致，所在地人民政府可以置换或者购买该不可移动文物。
第二十七条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与本行政区域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签订文物保护责任书，依法明确其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国有省级、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确需改变其管理部门的，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由县级以上文物行政部门征得上一级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原公布的人民政府批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确需改变其管理部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在城市建设维护费中安排一定的经费，专项用于历史街区和城市史迹的保护。具体比例依照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确定。
第二十九条省文物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力量，对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水下文物进行调查，发现重要文物的，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第三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和法律法规规定，加强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工作。
第四章考古发掘
第三十一条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地下文物的勘查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勘查发现地下文物情况和有关史料记载情况，确定并公布地下文物埋藏区。
第三十二条在地下文物埋藏区内进行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划定勘察设计红线前，应当报请省文物行政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进行占地三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划定勘察设计红线前，应当报请省文物行政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文物行政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组织力量在工程范围内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并将考古调查、勘探的处理意见告知申请人。
第三十三条发现地下文物，确因建设工期紧迫或者有自然破坏危险，需要进行抢救发掘的，由省文物行政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发掘，同时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补办审批手续。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考古发掘单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考古发掘结束前，考古发掘区域内不得施工或者作业。
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省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将处理意见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发现重要遗迹需要实施原址保护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责成建设单位及时调整工程建设方案，协助做好保护工作。
第三十四条因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所需经费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具体办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第三十五条为了科学研究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应当报经省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勘探试掘面积不得超过五十平方米，确因特殊原因需要扩大试掘面积的，必须另行报批。
第五章博物馆与馆藏文物
第三十六条国有博物馆以及收藏文物的图书馆、档案馆等文物收藏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配备专门的库房、专职技术人员和安全设施。
第三十七条文物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力量对文物收藏单位收藏的文物进行鉴定。馆藏一、二级文物由省文物行政部门组织有关专家鉴定确认，馆藏三级文物由省文物行政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有关专家鉴定确认。参与鉴定的专家不得少于三名。
第三十八条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建立严格的文物保护管理制度，对收藏的所有文物登记造册，区别等级，建立藏品档案，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备案。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调取馆藏文物。
省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全省一、二级文物藏品档案和其主管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档案；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本行政区域内的馆藏文物档案。
第三十九条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收藏的珍贵文物，由省文物行政部门或者文物收藏单位所在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指定具备条件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代管：
（一）无专门文物库房的；
（二）安全防范能力达不到规定标准的；
（三）专业人员缺乏或者与藏品保管工作不适应的；
（四）有其他危及藏品安全的情形。
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可以委托具备条件的文物收藏单位代管。第四十条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之间因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需借用馆藏一级文物的，应当经省文物行政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借用馆藏二、三级文物的，应当将借用文物清单和藏品档案副本报省文物行政部门备案；借用其他馆藏文物的，应当报主管的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其他单位举办展览需借用国有馆藏一级文物的，应当经省文物行政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借用馆藏二、三级文物的，应当报省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借用其他国有馆藏文物的，应当报主管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
文物的借出单位和借用单位应当依法签订借用协议，明确文物现状、借用期限、用途以及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等事项。第四十一条因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等需要，对馆藏一级文物取样的，应当报省文物行政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对馆藏二级以下文物取样的，应当报省文物行政部门批准。
第四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社会力量投资举办博物馆。
社会力量投资举办博物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
（二）有与其功能相适应的场馆；
（三）有一定数量具有代表性、成系统的文物和其他藏品；
（四）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业人员；
（五）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经费或者财产；（六）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设施；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四十三条社会力量申请举办博物馆，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举办博物馆申请书；
（二）藏品目录；
（三）场所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
（四）经费来源证明或者验资报告；
（五）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
（六）有拟聘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的证明；（七）博物馆章程草案；
（八）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文物行政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经批准举办的博物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登记手续后，方可对外开放。
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社会力量举办的博物馆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六章文物利用
第四十五条对文物的利用实行合理、适度的原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文物行政部门对文物的利用实施监督管理，并提供指导和服务。第四十六条国有文物保护单位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向公众开放，其事业性收入用于文物保护事业。
对具有重要价值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实行旅游者、利用者容量控制制度。
第四十七条属于不可移动文物的宗教活动场所应当遵守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规定，确保文物安全，所在地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文物保护和文物利用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八条利用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电影、电视和其他音像制品拍摄的，拍摄单位应当提前十日向省文物行政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依法批准后方可拍摄。利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拍摄的，应当依法报请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
拍摄馆藏珍贵文物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批准。
拍摄单位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文物安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相关费用。
第四十九条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充分发挥馆藏文物的作用，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加强对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宣传和利用。
国有博物馆每年向公众开放的时间不得少于二百五十天，享受国家和省优惠待遇的非国有博物馆每年向公众开放的时间不得少于一百八十天。博物馆在节假日应当开放。
国有博物馆应当向教师、学生、现役军人、残疾人和六十岁以上公民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第七章民间收藏文物与流通
第五十条公民、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组织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文物，受法律保护，可以依法流通，但法律、法规禁止买卖的除外。
第五十一条公民和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组织依法收藏文物，应当妥善保管,并接受文物行政部门的指导与监督；其收藏的珍贵文物，可以要求省文物行政部门或者所在地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指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代为保管。
第五十二条设立文物商店，需报经省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审查批准，并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
第五十三条文物商店销售的文物、拍卖企业拍卖的文物，在销售、拍卖前需报经省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审核。
省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审核文物商店销售文物、拍卖企业拍卖文物时，对其中的珍贵文物,可以指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优先购买，购买条件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五十四条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应当在文物出境前依法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许可，并标明文物出境标识。
第五十五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应当如实向海关申报，不得擅自剥除、更换、挪用或者损毁文物出境标识。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擅自变更工程设计方案的重要内容进行施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未经考古调查、勘探或者发掘擅自进行工程建设，或者阻挠考古发掘单位进行考古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五十九条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拒不执行珍贵文物移交代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文物损毁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条国有博物馆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非国有博物馆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不得享受国家和省规定的优惠待遇。
第六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的，分别由海关、省文物行政部门依法处理。
第六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指使、强令文物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不依法履行文物保护管理职责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三条文物行政部门、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及有关负责文物管理协调、执法、咨询、日常保护的管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实施审批的；
（二）不履行文物保护管理职责的；
（三）非法借用、侵占文物的；
（四）其他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情形。
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附则
第六十五条本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11月28日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加大调解力度，促进司法和谐
王丹 王长君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各级法院均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实现调解效益最大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整体原因
1. 调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同时，工作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的工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2. 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与警力相对紧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使法官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过多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从而忽视了调解工作，甚至流于程序，客观上造成调解不能,从而降低调解结案率。
3. 调解需要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与社会及当事人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对法院及法官还有一种不太信任的态度，怕调解使自己吃亏。
4. 案件承办人员对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够全面，除部分案件应当先调解外，认为其它案件调解并非必经程序，或认为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更体现不出法律的权威性或说强制性的一面。
5. “人情”的干预，导致部分法官不当行使调解的权利，也影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行使。
6. 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进一步发展，诉讼的目的不再主要是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当事人不愿调解。
个体(具体案件)原因
1. 债务及经济纠纷案件调解率较高，但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原因是债务案件是一种既期、短期利益，责任明确，争议不大，只是暂时给付不能，相对来说调解结案较容易，案件调解率也较高，但从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前几年金融机构贷款纠纷案件大量积累，为及时追回贷款，化解金融风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量纠纷涌向向法院，有时占当年法院此类案件的绝大部分，此类案件基本都能调解结案，从而使当年案件调解率大幅度上升；从2003年以后，此类案件诉讼高峰期结束，即使有也仅占此类案件的极少部分，也导致了案件调解率和案件数量的大幅度降低。
2. 离婚、相邻案件调解率较低且较稳定。其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婚姻观念不断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人们对婚姻观念有较大的转变，其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婚姻自由越来越成为追求的目标，人性化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导致离婚案件的增加。再加上妇女地位的提高，人身、财产的独立性得到空前增强，对男子的依附性大大减弱，这也成为离婚的“催化剂”。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双方对离婚与否绝大多数能达成共识，但财产分割、孩子抚养就成为争议的焦点，从而导致调解不能，直接的反映就是调解率较低且稳定；相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主要是隔壁两邻，有的还是亲属关系，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有长期性，甚至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所以当事人在处分自己的权利时非常谨慎，出现“宁伤感情也不损后代利益”局面，故造成案件调解的难度增大，案件调解率较低的原因。
3. 侵权赔偿纠纷案件的调解率居中且基本稳定。侵权赔偿案件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既涉及到财产权更涉及到人身权，产生纠纷的原因是平时积怨的结果，“百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在诉讼过程中分歧较大，不容易调解结案，打官司的目的不仅是财产利益更是精神（心理）利益，甚至是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讨个说法”，判决效果更好，当事人根本不愿调解，故此类案件调解率较低。
4. 其它案件（主要是特殊侵权等新类型案件）的调解率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越来越广，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专业化，每年所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且不同的案件的调解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部分案件（特别程序）依法根本就不适用调解，调解率波动幅度较大就成了势在必然。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调解工作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于强调调解率，以调解结案作为评定工作和法官能力发主要指标。这就会使一些案件承办人员为了调解结案，出现强制调解的情况，如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劝压调”、“以诱压调”等，甚至因法院内部审限及畏难情绪也会出现而对当事人采取强迫调解的现象；强调调解结案只是一种结案方式，辩证看待调解工作虽然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审判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和效率，不能为了完成调解结案的指标而久调不决，拖延时间；也不能违法调解，压制当事人，给当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让当事人心有不甘；二是忽视调解工作，使调解成为走形式。调解本来就是当事人之间一个互让互谅的过程，为使纠纷解决，必定有双方在利益上有所让步，而法官一旦把握不好审判者和调解者的双重身份，要求让步的一方当事人会理解为司法的不公，对调解失去信心，表现为不积极，敷衍了事，这也打击了法官主持调解的积极性，使审判中的调解程序走走过场，很难调解结案，诉讼效率低。
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问题与思考和对策
（一）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不足
１．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弊多利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耗时、费力，又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
２．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
３．“调审合一”影响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
４．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虽然起步较早，但传统审判方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调解上就是法官的职权主义特别突出。首先，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其次，调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５．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6．审限对调解的影响应引起重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３个月内审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讲，因法官在同一时间段内审理的案件数量太多，导致实际分配到每一个案件上的绝对时间是不到３个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需要进行“冷处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长，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