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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李彩莲、姜伟诉兰州市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及行政赔偿一案请示的电话答复

2005年12月29日 法[2005]行他字第3号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04]甘行终字第117号《关于李彩莲、姜伟诉兰州市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及行政赔偿一案的法律适用问题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李彩莲、姜伟诉兰州市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及请求赔偿一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此复。

附：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李彩莲、姜伟诉兰州市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及行政赔偿—案的请示

2005年1月18 日 [2004]甘行终宇第117号

最高人民法院：
李彩莲、姜伟诉兰州市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及行政赔偿一案，在法律适用上，我院审判委员会意见不一，鉴于本案社会影响大，为慎重起见，特请示：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李彩莲，女，1955年10月24日生，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谭家乡团结村二组。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姜伟，男，1962年4月18日生，住陕西省子洲县马蹄沟镇王家沟村。
二、案件概况
李彩莲、姜伟诉称，2004年9月26日7时许，姜云春(系李彩莲之夫、姜伟之父)前往位于甘肃省文联家属院的张凤林家且中，向张索要欠款。张凤林之妻谎称外山筹款，实则向11O报警，张妻报称姜云春身上有爆炸物。兰州市公安局接警后赶往现场。当日16时许，张凤林还款1万元，姜去春写了收条后，走出张凤林家，兰州市公安局向姜云春喊话：“请接受我们的检查。”在姜云春无任何引爆行为和其他暴力行为的情况下，兰州市公安局开枪击毙了姜云春。事后经查，姜云春未携带爆炸物，随身携带的仅有一个水枕头。2004年10月14日，兰州市公安局对姜云春的家属作出书面答复，内容是："2004年9月26日，犯罪嫌疑人姜云春(男，汉族．1940年5月11日出生，系陕西省愉林市子洲县马蹄沟镇王家沟村农民)进入我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76号503室，将事主张凤林劫持，声称要以引爆身捆的爆炸装置炸毁居民楼群，与张同归于尽，威逼索债。上述行为涉嫌恐吓爆炸，劫持人质犯罪。我局接警后，迅速开展处置工作。经过8个多小时的控制和侦查工作，将犯罪嫌疑人姜云春围控在家属院内。民警对其喊话警告，强令其站在原地，解除身上的爆炸装置，接受检查，但该姜不听警告，继续前行；民警随后又鸣枪示警，该姜仍置之不理，欲走向人群密集的大街。由于该姜所称爆炸装置未解除，为防止给无辜群众造成重大伤害，我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九条之规定，将其击毙。”11月4日，李彩莲、姜伟以兰州市公安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使用武的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03 800元。
三、原审裁定要点及上诉的主要理由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兰州市公安局给姜云春家属出具的《关于对姜云存家属请求的答复》，从内容看其行为属刑事司法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二款第(二)项的规定，起诉人对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对李彩莲、姜伟的起诉不予受理。
李彩莲、姜伟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上诉称，被告是履行行政治安管理职能，并未实施刑事诉讼法授权的刑事侦查职责。姜云春讨债目的已经达到，作为债权人的民事权利已经实现，何谈“不听警方警告”。姜云舂并未携带爆炸装置，不存在置之不理，被告使用武器违法。被告在实施行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利，造成上诉人家属姜云春死亡的严重后果，应赔偿上诉人的损失。
四，本院审理意见
本案就如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形成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兰州市公安局击毙姜云存，是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为了制服犯罪嫌疑人这个目的而实施的行为。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第二种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公安等机关所实施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为，必须是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行为，如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通缉、搜查、扣押物证书证、冻结存款汇款、保外就医等。没有刑事诉讼认明确授权的行为，不属于刑事司法行为。兰州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出警时，并没有证据证明姜云春正在实施犯罪。兰州市公安局击毙姜云春的行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是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行为，应是安公机关为维护社会治安，处置突发事件而采取的行政职权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我院审判委员会倾向第一种意见，请批示。

不走正门走侧门——质疑用行政诉讼处理婚姻登记纠纷

王礼仁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姻无效只有四种情形，即：1、重婚;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到法定婚龄的。可撤销婚姻一种，即被胁迫结婚。
　　但现实生活中，涉及婚姻效力或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情形远远不止这些。如他人代理或冒名顶替进行婚姻登记的婚姻效力问题；借用他人名义或身份证结婚效力问题；使用虚假户口虚或假姓名或登记姓名错误的效力问题；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登记的婚姻效力问题；隐瞒真实身份等欺诈结婚效力问题；结婚证手续不完善或证件不齐全的婚姻效力问题；等等。
　　对于这些特殊的婚姻形态应当如何处理，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从实体和诉讼程序两方面作了详细论述。由于其中涉及行政诉讼的内容部分，与目前正在讨论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有关，故本人加以整理概括，提供给大家讨论参考。
　　由于上述特殊婚姻形态都是因婚姻登记程序违法引发的婚姻纠纷,不属于法定无效婚姻，不能按无效婚姻处理。对于这些纠纷，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普遍都不用“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解决，而采用行政诉讼进行处理。从而给人一种“不走正门走侧门”的感觉。因为通过行政诉讼，并不是解决这类纠纷的正当途径，其弊端甚多。而因婚姻登记引起的婚姻纠纷，所涉及实际上是一个婚姻成立或不成立问题，这是典型的民事案件。运用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既可以避免行政诉讼机制中的诸多弊端，又可以使这类纠纷得到有效解决。因此，我们认为，屏弃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婚姻纠纷的做法，运用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才是解决婚姻登记纠纷正当途径。

一、将涉及婚姻成立或不成立纠纷按行政诉讼案件处理缺乏科学性

（一）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不具有行政案件的性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有八种 ：“（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而认定婚姻登记无效或撤销婚姻登记与该八种行政行为的性质不符。同时，根据《婚姻登记条例》及其相关规定，已经明确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不受理因婚姻登记程序引起的纠纷，此类案件则不属于行政案件范围。法院将其列为行政性质行为，没有法律根据。事实上，因婚姻登记程序引起的婚姻成立或不成立纠纷，是典型的民事案件，将其作为行政案件，可能是我国的唯一特色。

（二）将婚姻登记瑕疵纠纷作为行政案件，行政判决的功能难以适用

　　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对于行政诉讼案件，“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１）主要证据不足的；（２）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３）违反法定程序的；（４）超越职权的；（５）滥用职权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只能作出“维持”、“撤销”和“变更”三种结果的判决。而对于婚姻登记引起的婚姻纠纷，则是“确认”性质判决，显然不适用上述规定。虽然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57条第2款规定了可以对违法或无效的行政行为作出确认判决。但婚姻登记纠纷，当事人所要确认的主要对象并不是行政行为的合法与违法或者有效与无效，而是当事人的婚姻关系是否成立。婚姻登记行为违法与否与婚姻关系是否成立,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婚姻不成立，婚姻登记行为可能存在违法。但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并不一定都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而通过行政判决确认婚姻登记违法或撤销婚姻登记，有时与事实上存在或不能否认的婚姻关系将会产生矛盾。这里列举几种相关情形以资说明：

1.1994年2月1日以前的结婚登记被撤销，并不影响婚姻关系成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1994年2月1日以前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只要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承认双方的婚姻效力。那么，1994年2月1日以前登记结婚的当事人，如果只是登记程序违法，而符合结婚实质条件的，即使登记程序被认定违法或无效，也不影响当事人的婚姻关系的成立。因为可以作为事实婚姻对待，当事人的婚姻关系仍然存在和有效。因而，按行政诉讼程序撤销该类婚姻登记，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当事人双方的婚姻关系。

2.越权管辖等婚姻登记瑕疵，并不影响婚姻关系的效力

　　《婚姻登记条例》第4条规定：“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5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不得违反上述规定办理婚姻登记”。
　　根据上述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不得违反规定跨地区办理或颁发婚姻证件，包括不得颁发结婚证和离婚证。违反规定跨地区办理或颁发婚姻证件就是违法。但在现实生活中，违反规定跨地区办理或颁发婚姻证件情形却很严重。然而，对于这种情况，只要婚姻登记没有违反其它规定，双方完全是自愿结婚，完成了婚姻登记行为，并符合结婚的条件，应当认定婚姻成立有效；如果婚姻登记没有违反其它规定，双方完全是自愿离婚，其离婚也应当有效。对于违反规定跨地区颁发婚姻证件的情况，如果婚姻当事人以婚姻登记机关违法颁发婚姻证件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婚姻登记，人民法院在行政判决中一方面要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一方面要确认婚姻关系有效，行政判决的功能不适用。因为行政诉讼判决只能确认婚姻登记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而不能确认婚姻民事法律关系是否成立。
　　还有民政部门颁发假结婚证的行政行为，其行政行为违法与婚姻的效力，也不能是一个评判标准。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1日报道，从1994年到1997年，玉林市结婚22．5681万对，而到自治区民政厅购买结婚证的仅为14．86万对，这意味着该市可能有7．7万多对夫妇领取的是假结婚证。
　　民政部门颁发假结婚证的行政行为肯定是违法的。但当事人的婚姻关系又是有效的。那么，对于民政部门颁发假结婚证，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其行政行为违法，或者要求撤销婚姻登记或重新颁发结婚证等，法院不得不判决确认其行政行为违法，或责令民政部门重新颁发结婚证。而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责令民政部门重新颁发结婚证后，其婚姻关系如何？重新颁发结婚证后，其婚姻关系从何时起算？行政判决都难以解决。因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规定，行政确认判决，只能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对于婚姻登记来说，只能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或无效，而对婚姻关系本身成立与不成立，或有效与无效，以及婚姻关系从何时成立，行政判决的功能难以解决。

3.他人代理或欺诈登记结婚等瑕疵，并不一定导致婚姻关系不成立或无效

　　有些违反一方结婚意愿的婚姻（常见的有他人代理结婚或一方采取欺诈手段登记结婚等），单纯从结婚形式或程序上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可能属于违法或无效。但从婚姻关系上审查，婚姻则可能成立或有效。如由他人代理或一方采取欺诈手段登记结婚，事后婚姻当事人追认（包括默认）的，或者知道他人代理登记或采取欺诈手段登记后，仍与对方共同生活，并没有及时行使撤销权，而时隔数年，甚至十多年以后因婚姻关系劣变而主张婚姻登记行为违法或无效，要求撤销婚姻登记。对此，按照行政诉讼处理，单纯审查婚姻登记具体行政行为，肯定存在违法，而且按照婚姻登记程序的有关法律规定，可以认定婚姻登记行为违法或无效。但从婚姻关系来考察，则不能认定该婚姻关系不成立或无效。因为由他人代理或采取欺诈手段登记结婚的婚姻，主要是违背当事人结婚意愿，这与被胁迫结婚具有相同的性质。而我国法律规定被胁迫结婚，除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外，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撤销婚姻。否则，不能再提出撤销婚姻。参照处理被胁迫结婚的有关规定，上述瑕疵婚姻，超过了一定期限，就不能再提出撤销婚姻的主张，违法婚姻自然转化为合法婚姻。但按照行政诉讼案件处理婚姻登记纠纷，往往因为婚姻登记违反婚姻登记形式要件，而直接判决撤销婚姻登记。
　　可见，婚姻登记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并不一定导致婚姻关系当然不成立或无效。如果按照行政诉讼处理，在认定婚姻登记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的情况下，对当事人的婚姻关系并不能完全得到解决。要解决当事人的婚姻关系是否成立，则必须在认定婚姻登记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的同时，一并确认婚姻关系成立或有效；否则，将会随着婚姻登记行为的撤销而使本来应当成立或有效的婚姻关系也随之撤销。而在行政诉讼判决中，既要对行政行为的违法与否进行确认，又要对民事婚姻关系进行确认，行政诉讼的功能难以适用。因而，行政诉讼案件的判决原则并不完全适用婚姻登记纠纷。
　　同时，当事人目的并不在于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与否，而在于确认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存在。直接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或者确认婚姻登记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实际上是用确认婚姻登记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代替确认婚姻关系成立与不成立或有效，混淆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界限。采用如此别扭的诉讼形式，不如通过民事诉讼，确认婚姻关系成立与不成立更为畅通。

（三）婚姻纠纷案件中的所谓相对行政人，具有牵强附会而虚设之嫌
　　
　　因婚姻登记程序引起的婚姻纠纷案件，一般来说，当事人既不是对婚姻登记机关的不作为起诉，要求其作为；也不是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承担因登记错误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其诉讼目的就是要求法院确认其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这样的案件，到底有什么“行政性”？它只不过是原告将婚姻登记机关列为被告而已。而这类案件，又主要是当事人为了结婚而造假，过错在于当事人，除极个别外，登记机关一般并没有过错。而运用行政诉讼解决结婚登记中存在的问题，不论其过错与婚姻登记机关是否有关，则非要起诉婚姻登记机关不可。婚姻登记机关无辜成为被告，也是没有道理的。这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为了把这类案件作为行政案件，而非要虚设一个相对行政人不可。
　　同时，根据有关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不能受理此类纠纷。那么，对于婚姻登记机关无权处理或不能处理的事情，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起诉它？它又怎么能够成为相对行政人？
　　还有些婚姻成立或不成立纠纷，根本不涉及婚姻登记机关违法与不违法问题，将婚姻登记机关作为行政诉讼案件的被告，更没有道理。这里仅略举几类典型案例加以说明。

1.涉及婚姻登记程序是否完成的婚姻纠纷

　　如2004年10月1日，张女士与退休干部李某申请结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经过审查，认为双方符合结婚条件，即予以登记，但因故当时没有发放结婚证。10月9日婚礼如期举行，当晚李某突发心肌梗塞死亡。李某所在单位以张女士与李某婚姻不成立为由要收回分给李某的房屋。张女士则认为与李某的婚姻成立。
　　又如，王某与张某于2003年相识、恋爱并同居。2004年生育一子。2005年两人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并按照要求填写了结婚登记申请表。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亦在审查栏具名并签署“经审查情况属实，准予登记”意见。因未婚生子须缴纳罚款，王某与张某不愿缴纳；婚姻登记机关最终也没有在结婚登记申请表上加盖公章，也没有向两人发放结婚证。其后不久，两人因性格不合开始分居。2006年3月，王某因车祸死亡，张某得知，遂以配偶身份向法院具状请求肇事方给付死亡赔偿金若干元。王某与张某的婚姻是否成立，张某与王某的其他近亲属有不同看法。
　　像这样的案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婚姻是否成立，而不是民政机关是否违法问题。将民政机关作为被告，没有任何根据和意义。而且民政机关也难以解决。

2.涉及非法定机关颁发结婚证或伪造结婚证的婚姻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