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森林植物检疫实施办法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辽宁省人民政府辽政发［1985］57号文发布）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和林业部《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的规定，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林业厅是全省森林植物检疫工作的主管部门，其执行机构是省森林病虫害防治站。我省美国白蛾疫区的美国白蛾检疫工作，在
省林业厅指导下，由省美国防疫站具体负责。 各市、县（区）林业行政部门主管本地区的森林植物检疫工作，其
执行机构是本地区森林病虫害防治站。
第三条 各级森林病虫害防治站，要建立检疫检验室或实验室，实行科学检疫。准确掌握检疫对象发生发展的规律，及时进行防治。
第四条 县（区）以上各级森林病虫防治站要设立专职检疫员。检疫人员必须穿着检疫制服，佩戴检疫标志或持检疫人员证，到当地车站、
机场、公路、港口、邮局、仓库、贮木场、木材和花卉市场等场所执行森林植物检疫任务。
第五条 各市、县（区）森林病虫害防治站根据检疫需要，可在国营林场、城市园林部门、苗圃和乡林业站聘请兼职检疫员，协助做好产
地检疫工作。
第六条 根据森林病虫的危害、分布和传播方式，由省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省内森林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林产品补充名
单，并公布实行。
第七条 凡森林植物、林产品以及种子、苗木、插条、接穗等繁殖材料，在调运前均须进行检疫，并按以下规定办理检疫手续。
（一）省内调运，由调出单位或个人向当地森林病虫害防治站报检，经专职检疫员检疫合格后，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城市园林花卉的检疫工作，按业务分工，属林业部门分管的植物，由森林植物检疫部门聘请的兼职检疫人员负责进行产地检疫工作，认真
填写《产地检疫记录》。调出时，凭产地检疫记录换签植物检疫证书。
（二）调往外省的，调出单位或个人，按调入省森林植物检疫机构提出的检疫要求，提前一个月，向所在县（区）森林病虫害防治站报检；经检疫符合调入省检疫要求的，填写《产地检疫记录》，报省森林病虫害防治站签发植物检证书。调入省未提检疫要求的，按国内、省内检疫对象名单实行检疫。 由外省调入的，调入单位应提前一个月向省森林病虫害防治站提出申请，由省提出检疫要求，经调出省森林植物检疫机构检疫，并签发检疫证书后，方准调入。必要时；省森林病虫害防治站要进行复检。
（三）出口的森林植物及林产品，由县（区）森林病虫害防治站负责产地检疫，省森林病虫害防治站签发国内植物检疫证书，经口岸动植
物检疫机构复检后换证；进口的森林植物及林产品，由口岸检疫机构按规定检疫。
第八条 凡检出有疫情的森林植物及林产品，均须在当地森林病虫害防治站的监督下，由报检单位按要求负责进行消毒处理。无法消毒或
经消毒不合格的，分别情况，予以退货、封存或销毁。 对装载森林植物和林产品的交通工具以及其它可能附着检疫对象的物件，应同时进行检疫，如被污染，应进行除害处理。 森林植物及林产品，在受检中因搬运、拆封、取样、储存、消毒处理和车辆停留等支出的费用及造成的损失均由货主承担。
第九条 检疫收费办法、标准及使用范围等另行规定。
第十条 对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林产品、铁路、公路、航运、民航、邮政等部门及各种非专业运输部门的车辆，一律凭检疫证书（正本）
承运或邮寄。植物检疫证书要附在托运单或包裹单上随货寄运。 对无检疫证书或货证不符的，到货地的铁路、公路、航运、民航、邮政等部门，要通知收货人补办检疫手续，凭证提货。
第十一条 植物检疫证书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农牧渔业部、林业部、铁道部、邮电部、民航局六个单位统一规定的式样，由省林业主管
部门统一印制。
第十二条 局部地区发生疫情或发现新的检疫对象和危险性森林病虫时，要立即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林业主管部门，迅速封锁、扑灭，
并及时申报列为疫区。必要时可在疫区和保护区边界的交通要道上设卡检疫。交通、工商、城建、林业等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检查机构和当地
公安机关要密切配合，对违反检疫规定擅自调运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和林产品的，各检查机构应予扣留，交当地森林病虫害防治站处理。 疫区和保护区的划定与撤销，由省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省政府批准，报林业部备案。
第十三条 各地的种子林、种子园、苗圃和林场等单位，要建立无检疫对象的种、苗繁育基地。对于已发生检疫对象的，在检疫对象扑灭
之前，所有的繁殖材料不得调出。
第十四条 从国外外进的森林植物种子、苗木、插条及其它繁殖材料，必须事先向省森林病虫害防治站提出检疫申请，填写《引进种苗责
任书》，办理《引进林木种子、苗木检疫审批单》，由省森林病虫害防治站审批。引进单位或个人应将审批单上所提出对外检疫要求，列入贸
易合同或科技合作、交换等协议中。引进后，由省森林病虫害防治站指定地点隔离试种1－2年后，查明确无危险性病、虫时，方可推广。
第十五条 对执行森林植物检疫法规成绩优异的，对控制、扑灭森林植物检疫对象成绩突出的，对研究、应用检疫技术有重大贡献的，分
别给予荣誉奖或物质奖。
第十六条 对检疫人员执行检疫任务破坏、干扰和挟嫌报复的；对检疫、托运、邮寄人员不负责任，玩忽职守造成经济损失的；对伪造、
涂改、转让检疫证书，将检疫签证后的货物启封换货以及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对非检疫机构不法签发植物检疫证书的，要根据情节轻重，分
别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经济处罚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注：辽政发［1985］57号文件宣布废止一九七八年颁发的《辽宁省森林植物检疫试行办法》。

如何判定行政法规的效力

宋保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可观的成绩，行政法律越来越健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对行政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行政法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着这一要求。我门不仅要健全行政法律，还要健全各种法规、规章，从而建立一个层次分明、效力清晰的行政法律制度。
一、行政法规与行政法律体系
正如英国学者指出的：“规则制定被视为现代官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府过程的结构已为与规则名词有关的名词来定义，如规则制定、规则适用、规则决定（裁决）和裁量。”而在中国，行政法规是什么？这不仅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也兼具相当的实践意义。
如何看待其他法治发达国家的行政规范体系，能否以中国式的层级化的思维去分析国外的行政规范体系呢？作者首先对国外的行政规范体系作了简明精当的梳理和评述。其中对美国行政规范体系的把握，尤为客观准确。在美国行政法规可以分为实体性法规、解释性法规和程序性法规。“实体性法规”又称“立法性法规”，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授权，调整私人权利义务的规则，具有法律的效力和效果；“解释性法规”是澄清或者说明现有法律或实体性规则的规则，不能为人们设定新的权利和义务；“程序性规则”则是行政机关颁布的规定机关履行其职责的内部程序规则和具体操作的实践准则。制定程序性法规是行政机构的“固有权力”，不需法律的授权。应该看到，中国行政法学所讨论的“法规”，与美国法中的“实体性法规”更为接近。
我国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中，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规章。但现实行政法规却呈现了多种面相。而我国目前对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区分，背后则是由相应行政职权的等级高低所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行政等级国家，我国之所以将行政法规与行政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隔离开来，也正是这种权力文化传统的作用。欧美国家的行政法治要求法规必须秉承授权立法的要求，而我国的行政规范体系更多是行政主导的产物，虽然有“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难免受行政机关自身规则和原则的约束。
二、行政法规的法理学依据与适用
（一）行政规则的外部化
在现代行政国家下，“行政规则的外部化现象”日益受到关注。发布行政规则的依据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指挥监督权。在日本，行政规则被分为组织规则、解释基准、裁量基准、给付规则、指导纲要等类型。行政规则被认为没有规范上的约束力，但在实务中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而美国学者也指出，尽管解释性规则、政策说明等都不具有法律拘束效果，但当机关将其作为确立影响私人权利义务的标准时，它们就有了实践上的拘束力。
（二）现代管制国家中的行政标准
正如中国台湾学者叶俊荣指出的，管制标准的制定是行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药品标准、环境标准、医疗事故鉴定标准、互联网标准等，在中国现实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药品标准为例，它不仅构成了判断相对人是否违反药品管理法律法规的重要准则，而且还对判断生产销售假劣药品罪的构成要件成立与否发挥很大作用，还可能成为核发生产药品许可证的基准，以及药品检验机构进行药品检验的依据。因此，行政标准尽管不直接规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形式意义上看它不是“法”，但它作为管制过程中的重要基准，对公民的生活和工作可能有着比形式意义上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更密切的关联。
（三）行政法规与裁量
诚如国外学者所说的“行政法被裁量术语统治着”。而规则制定也与裁量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对行政法规裁量权模式缺乏严格的立法监控，并非有了上位法律文件，下位行政机关就可以自主制定“实施细则”或办法。我国《立法法》首次确立了法律保留制度，承认了人民代表大会在基本人权领域的专属立法权，这可以从根源上遏制“行政即法”观念的滋生与蔓延，约束行政法规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四）行政法规在民事领域的适用
对于公私法之间的界别，在大陆法系国家已有充分的探讨。例如德国学者毛雷尔就认为，私法以个人意思自治为出发点，旨在调整私人之间潜在的或者已经发生的利益冲突。而公法，特别是行政法，作用在于确定国家权力的基础和界限。
我国的民法学者更多的对行政法怀有某种程度的误读，例如有学者就倡导以民法典划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范围，控制公权力的滥用；还有学者将行政规范介入民事领域视为公法对私法“地盘”的侵蚀，乃至称为“财产权利不正当的公法化”。
三、行政法规的效力与适用的协调
本来一些只要法律法规相统一就不会发生的问题，现在由于法律法规相冲突而出现了。法律法规的不协调是依法治国的“大敌”。客观地讲，法律和部门法规、地方性法规冲突的怪现象时有发生，媒体对这类问题的报道也不少。同一项行政事务，在不同的地区因适用不同的规定而出现相异的结果。甚至于，还出现个别恶意违法者在不同地区开展“制度游击”的奇闻。一般情况下，此类现象多数表现为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冲突。如果说地方性法规的内容超越法律的规定只是涉及部分地区公民权益的话，那么，国务院的部门法规与国家的法律相冲突，它则关系到全体公民的权益，更关系到国家的制度和法律的权威。
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在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发生矛盾的现象反映了法制建设的不足和缺陷，这是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一方面，它将增加公众运用法律的难度。公众不仅要掌握同一问题涉及的所有法律法规，而且还须防止落入法律法规冲突造成的“制度陷阱”；另一方面，它还可能给某些人带来“寻租”的机会，因为法律的不统一必然扩大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给执法犯法带来一定空间。本来一些只要法律法规相统一就不会发生的问题，现在由于法律法规冲突而出现了。难怪有关专家说，法律法规的不协调是依法治国的“大敌”。
法律和部门法规相冲突，或者用部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随意解释法律，这类现象之所以出现，当然有立法技术和法规审查、备案制度不完善的原因，但同时也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不可否认，长期以来我国立法权分层次行使的客观现状，导致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与法律不衔接甚至其中一些内容相互冲突。我们知道，国家法律多为原则性规定，在执行时往往需要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进行细化。而个别部门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出台过程由于存在某种利益动机，便可能放大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冲突的程度和范围，甚至出现极个别行政法规架空国家法律的不正常情形。这些问题的存在，损害了法律和执行机关的威信，许多时候，也使一些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以上现象客观上造成了法律运用成本的增加，对此，需要从立法、执法层面来加以解决。首先，各级立法机关要严格按照《立法法》规定的立法权力和程序进行立法。必须加大对部门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备案审查，防止出现新的法律法规冲突。其次，应组织人员对已颁布施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进行整理，废止和修改有冲突的内容。此外，各级人民法院在判案时应当严格遵循法律的效力位阶，对不正当执法行为予以司法纠正。

（作者单位：垦利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