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市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河北省邯郸市人民政府
邯郸市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邯郸市人民政府令第129号
[2009.2.16]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保证政令畅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审查、公布、备案及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具有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单位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的，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在本行政区域内具有普遍约束力、能够反复适用的文件。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内部工作制度、人事处理决定以及对具体事项作出的处理决定等，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规范性文件管理实行层级监督工作制度。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分别对下级人民政府和本级政府工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实施监督管理。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规范性文件管理年度统计报告、监督检查、通报、责任追究等制度。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具体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设立专门工作机构负责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工作，条件成熟的县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也应当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
第六条 具有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单位应当建立规范性文件工作程序和制度，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规范性文件管理。
第二章 制定
第七条 下列单位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
（一）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办公厅（室），乡（镇）人民政府；
（二）市、县（市、区）政府工作部门；
（三）法律、法规授权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组织；
（四）其他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
临时设置的机构不得单独制发规范性文件。
第八条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对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适当性负责。
第九条 规范性文件的名称，一般称“办法”、“规定”、“决定”、“细则”、“通告”、“通知”等。
规范性文件不得称“条例”。
第十条 规范性文件用语应当具体、明确、规范、简洁、准确，逻辑严密，内容具有可操作性。
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规范性文件已经明确规定的事项，一般不作重复规定。
第十一条 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征收、减免税费等事项，不得设定应当由法律、法规、规章设定的事项。
第十二条 规范性文件制定应当全过程公开，充分调研论证，采取多种形式听取管理相对人、有关单位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必要时可召开论证会或者听证会。
征集的意见、建议，制定机关应当进行协调，协调不一致的，应当予以说明，并采取适当方式告知提议人。
第十三条规范性文件应当规定有效期。市、县、乡级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5年，市、县、乡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2年。
通告类文体有效期不得超过2年。
第十四条制定规范性文件必须经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核。
未经制定机关法制机构合法性审核的规范性文件，不得提交领导人签署或集体研究。
乡（镇）人民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经专（兼）职法制工作人员提出审核意见，也可以报请县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前置审查后发布。
第十五条报请市、县级人民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起草单位应当同时向同级政府法制机构提供起草说明。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
第十六条 市、县级政府的规范性文件草案，经主管副市、县（市、区）长审阅后，统一由秘书长或办公厅（室）主任审签给同级政府法制机构审核。政府法制机构审核后报主管副市、县（市、区）长审阅，秘书长或办公厅（室）主任签阅，由市、县（市、区）长或其委托的其他副职签发。
重要的规范性文件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研究。
第十七条 部门规范性文件草案经部门法制机构合法性审核后，必须经单位集体研究同意。
第十八条 部门规范性文件在发布前5个工作日，应当报同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前置审查。未经前置审查的，不得发布。擅自发布未经前置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无效。
第十九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部门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由主办机关负责报送前置审查。
国税、地税、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报送上一级行政机关进行前置审查。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由部门代管的二级机构发布规范性文件的，由代管机构报送同级政府法制机构前置审查。
第二十条 报送前置审查时，应当提交前置审查报告、规范性文件文本（草案）、相关依据和制定说明，并按照规定格式一式两份装订成册。
第二十一条 规范性文件制定说明的内容应当包括：
（一）制定规范性文件的依据、必要性；
（二）规定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的依据；
（三）主要争议问题的协调情况；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二十二条 政府法制机构可以采取直接审查、委托审查等方式,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前置审查。
委托审查单位的名单由政府法制机构从法律或专业技术力量强的律师事务所或高等院校中选定。
受委托的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审查工作，并对审查意见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
第二十三条 对规范性文件审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执法主体是否合法；
（二）是否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方针、政策相抵触；
（三）涉及的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的内容与依据是否合法、适当；
（四）制定程序是否合法、规范；
（五）其他应当审查的内容。
第二十四条 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前置审查完毕并书面通知制定机关。专业性强、情况特殊或者需要调研、协调或采取委托审查的，经法制机构负责人同意可以延长审查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
第二十五条 对规范性文件前置审查时发现有下列情形的，政府法制机构作出如下处理：
（一）规范性文件合法、适当的，决定准予发布，发给准予发布通知书；
（二）规范性文件内容同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或者设定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依据不充分或不当的，向制定机关发出《审查意见函》，提出改正意见；
（三）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不规范或者存在技术性问题的，责令制定机关限期纠正。
第二十六条 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应当自收到政府法制机构《审查意见函》10个工作日内自行改正，并书面回复办理结果。
制定机关对审查意见有异议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法制机构提出。
第三章 公布
第二十七条 县级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可以采取政府令的形式公布。
部门规范性文件不得采取令的形式公布。
第二十八条规范性文件一般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但因保障国家安全、重大公众利益等特殊需要的，可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规范性文件一般不具有溯及力。
第二十九条 规范性文件制定后，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未经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得执行。
规范性文件应当在同级政府公报或门户网站上公布，也可以在报纸、公示栏等载体上公布。
市、县级人民政府在本级政府公报上公布的规范性文件是标准文本。
第三十条部门规范性文件需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布的，需持准予发布通知书办理。
第三十一条公众有权查阅已经公布的规范性文件。
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应当在其办公场所或市、县级政府指定的集中查阅场所提供本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供公众免费查阅。
第四章 备案
第三十二条 规范性文件按以下规定报送备案：
（一）部门规范性文件于发布后15日内向同级政府报送备案。
（二）乡（镇）以上政府规范性文件于发布后15日内向上一级政府报送备案。
依照前款规定报送备案的，径送相关政府法制机构，由政府法制机构行使备案登记、审查职责。
第三十三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部门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由主办机关负责报送。
国税、地税、工商、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报上一级行政机关备案，报同级政府法制机构备查，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部门代管的二级机构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代管机构报送备案审查。
第三十四条 规范性文件备案应当提交备案报告、文件文本、相关依据和制定说明，并按照规定格式一式两份装订成册，同时报送电子文档。
制定说明的要求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制定机关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将上一年度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目录一式2份报送受理备案的政府法制机构。
第三十六条规范性文件符合本办法三十四条规定的，受理登记；不符合规定的，通知补充材料或者退回。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补正备案材料的，视为没有报送备案，不予登记。
第三十七条政府法制机构可以通过直接审查、委托审查等方式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
直接审查、委托审查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政府法制机构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时，需要制定机关提供相关材料或者说明有关情况的，制定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报送材料或者说明情况；需要有关单位协助审查或者征求有关意见的，有关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回复书面意见。
第三十九条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应当自受理登记后30日内完成。专业性比较强或者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审查期限，最长不得超过45日。
第四十条备案审查中，发现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存在违法或者不当情形的，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向制定机关发出《纠错意见书》。
第四十一条制定机关应当自收到《纠错意见书》后10个工作日内自行改正，并书面回复办理结果。逾期不改正的，政府法制机构应当责令撤销或者报请本级人民政府予以撤销。
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申请行政复议时对规范性文件提出审查申请的，或者行政复议机关在复议审查时认为有关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抵触的，或者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矛盾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或者同级政府法制机构提出书面意见。
第四十四条制定机关接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本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提出质疑或者修改建议的，应当予以核实；规范性文件确有问题的，制定机关应当自行改正或者撤销。
政府法制机构接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举报有关规范性文件存在问题的，转送制定机关核实处理，制定机关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回复处理结果；必要时，政府法制机构可直接审查处理。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 实行规范性文件报告制度。县（市、区）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于每年第一季度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上一年度规范性文件制定、审查、备案情况，同时抄送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
市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在每年第二季度发布上年度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的通报。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政府法制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对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予以警告；对相关责任人员由政府法制机构提请有权机关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纪律处分条例》给予警告、记过等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记大过、降职、撤职等行政处分：
（一）违反规范性文件报告制度，经两次催告仍不报告的；
（二）违反规范性文件内部法制机构审查规定，当年内出现两次以上的；
（三）违反规范性文件前置审查规定，当年内出现两次以上的；
（四）违反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当年内出现两次以上的；
（五）未经公布或公布方式不当，将规范性文件做为执行依据的；
（六）规范性文件存在重大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其他违反规范性文件管理情形，情节严重的。
第四十七条政府法制机构或部门法制机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后果的，提请有权机关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纪律处分条例》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警告、记过等处分：
（一）未按本办法规定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核、前置审查、备案的；
（二）在审核、前置审查、备案中发现问题而不予纠正的；
（三）经审核的规范性文件发布实施后被发现存在重大违法问题的；
（四）其他重大违反规范性文件管理行为的。
第四十八条 新闻媒体擅自发布未经前置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的，由同级政府法制机构责令改正，并给予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监督措施。
第五十条本办法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2001年5月14日公布的《邯郸市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若干规定》（邯政〔2001〕17号）、2003年6月13日公布的《邯郸市规范性文件备案管理办法》（市政府第101号令）、2006年4月12日公布的《邯郸市规范性文件时效评估制度规定》（〔2006〕22号）同时废止。
聂立泽 中山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苑民丽 广东警官学院法律系 副教授
关键词: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证明标准/法律真实/客观真实/层次性
内容提要: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作为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对定罪与量刑均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证明标准是一个关键之点并发挥着桥梁作用。就动态的定罪量刑过程来看，从立案、起诉到审判的过程展现了证明标准逐步清晰与升高的纵向层次性，从轻罪、重罪到死罪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又显示出证明标准的逐步严格与审慎的横向层次性。认识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证明标准的动态辩证统一关系，对指导司法机关正确地把握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进而科学地定罪量刑是大有裨益的。
一、刑事证明标准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之界定
（一）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内涵与作用范围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内涵应当具有三层含义：一是从犯罪学视野（存在论）来看，任何犯罪都是在主观心理支配下造成危害社会的行为或者结果；二是从刑法规范角度（价值论）来看，构成犯罪必须是一系列主观与客观要件有机结合的总和；三是从司法实践中（认识论）来看，任何案件的事实都必须与司法人员的认识与评价相统一。我国学者曾指出，“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是贯穿刑法始终的三个基本问题，刑法制定和适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通过正确解决这三者的关系来禁止、惩罚和预防犯罪，保护社会法益。因此，刑法的基本原则只有具有协调罪、责、刑关系的功能，才能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指导意义，才能担负起基本原则的使命。”[1]毫无疑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满足和体现了这一刑法的基本精神和使命：其一，从定罪上讲，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主要表现为犯罪的主观要件（故意、过失、目的、动机等）与犯罪客观要件（行为、结果、特定的犯罪前提等）的有机统一。其二，从量刑上讲，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已然之罪上，犯罪是客观危害行为与主观恶性相统一，这也是量刑的前提和主要根据。另一方面，在未然之罪上，行为人的再犯可能即人身危险性（主观的）与前罪、罪中及罪后的各种个人表现（客观的）相统一，这也是量刑必须予以考虑的根据之一。因此，可以说犯罪实质上是一种犯罪人客观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的人身危险性的统一，所以也需要我们辩证统一的审视和对待。[2]其三，从行刑上讲，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主要表现为，刑法视野内的主观的人身危险性的减轻及消失与征表人身危险性变化的犯罪的一切行为事实的统一。[3]
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作用范围来看，学界目前仍然莫衷一是。但是把它视为定罪原则论则没有争议，不过就定罪原则论而言，又可以分为狭义说和广义说，前者是指其作用范围仅在于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而后者则是指包括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相统一和认定犯罪的司法人员的认识与案件的客观事实相统一两个方面。我们认为，狭义说失之片面，广义说是可取的，并进而主张主客体相统一原则还应当是量刑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与作用范围
对于刑事证明标准，有学者指出，“证明标准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而“证明要求是法律要求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4]也有观点认为“刑事证明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负担证明责任的主体利用证据对争议事实或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5]在我国当前刑事诉讼法和司法适用中的具体表达和规定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际上，以上种表述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根本意义和最终目的肯定是为了为犯罪定性即定罪。[6]而定罪，依据前苏联的观点，特拉伊宁就认为“定罪就是确定被审理的作为（不作为）同法律中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相符合。”[7]在我国，定罪一般也有两种含义：广义的定罪，是指司法机关依法认定被审理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什么犯罪的活动；[8]狭义的定罪，是指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依照刑事法律确定某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者犯了何种罪。[9]可以看出，这两种定义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对定罪主体的认定上，前者涵摄了整个“司法机关”，在我国即公检法三大家，而后者则明确限定了“人民法院”，把定罪权限缩为司法审判权。
我们认为，广义的定罪是比较科学合理和契合我国司法实情的。从立法上来讲，为了保障司法活动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及其尊严，将定罪权限定配置在人民法院是严谨和规范的，也有利于避免权力释放中间环节过多而可能导致司法适用混乱、擅断乃至腐败。然而，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层面上来讲，在刑事领域案件程序的实际操作中，公检法三机关都不同程度实施和履行了一定的定罪权。从立案—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到有罪判决，不同于民商事裁判的主要特点就是多个强制性的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介入，公安和检察机关本质上同法院一起承担和分享了对案件事实的实体证明和程序保障，现实中三机关中的任何一家都有权也完全有能力掐断一个案件或者决定其后续司法适用走向。鉴于这种司法事实，我们认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所分别享有和具体实施的立案侦查权、审查起诉权和刑事审判权，实际上都是定罪权并属于定罪权的表现形式。我们不能因为一项制度或者事实可能容易产生个别不利因素，便因噎废食而不予承认。[10]
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刑事证明标准关系之界定
确定了刑事证明标准在定罪中的适用范围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有学者已经明确指出“定罪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11]我们进一步认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仅是理念性的定罪的基本原则，更是定罪在刑事司法适用中实际衡量尺度和载体实现的刑事证明标准的基本原则。
纵观人类刑法学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刑事证明标准的指导原则和理念也分别有所侧重和不同，主要有以下四种：其一，只注重于犯罪的外部行为及其实害的客观主义原则；其二，只注重于犯罪人和人身危险性的主观主义原则；其三，把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揉为一体的折中主义原则；其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引导下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可否认，前三种原则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其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但是，其不足也正如有学者所言，刑事古典学派的客观主义说“没有考虑实施犯罪的个人的情况，也没有考虑犯罪中的特殊情节，这必然导致刑法适用中的不公平的现象。”[12]近代实证学派的主观主义说则会使犯罪概念变得相对模糊，“有侵害行为人的自由之危险，即使采用征表主义，也难以克服主观主义的这一弊端。”[13]而对于折中主义来说，其一，从反面的角度来讲，折中主义实质上“仍然不外乎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理论的一种表现。”[14]我们认为，“折中”与“统一”在概念范畴的内涵上并不相同，前者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人为的相对僵硬和被动的截取、拼接和并合，正如有学者所言，“并合主义虽然也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并非有机统一，而是一种折中。”[15]其二，从比较的角度来讲，折中原则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消极的妥协和退让，是一种迁就和捏合式的“统一”，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实实在在提出和倡导了一种真正的和主动动态的“统一”，强调在客观现实中积极地发挥人即法律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发展和创新，实现了统一的有机和联系。其三，从正面的角度来讲，主客观相统一说是完全符合我国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相统一，也是我国刑法基本价值和规范的追求和体现，可控可行，科学合理。因此，我们认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基本原则。
三、刑事证明标准司法适用中的纵向层次性
所谓证明标准的纵向层次性，是指在刑事诉讼流程中证明标准在整体上的趋严性与递进性。刑事诉讼阶段，“是指刑事诉讼过程中，按顺序进行的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各个部分。”[16]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活动中，即立案、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决四阶段，其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法上分别以第86、第129、第141和第162条来规制，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国的这一立法层面上的证明标准，看似简洁明确，但实际上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由于刑事诉讼阶段的存在，在不同阶段，司法主体所查明认定的主观性的“法律事实”和犯罪人员所实际实施的客观性的“犯罪事实”的匹配程度的强弱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从证据学上讲，即定罪时证据在立法应然和司法实然的符合程度不一，而现行立法上的刑事证明标准，以一挡四，未能充分体现出刑事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实然层次。
（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立法现状
从立法层面上来看，刑事证明标准规定如下：（1）我国刑诉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即只要侦查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刑事追究即可。因此，立案阶段具有一定的主观倾向属性，证据程度精确性要求相对较弱，证据标准较低。（2）在移送审查阶段，我国刑诉法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与立案阶段对比，可以看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立法应然层面明确提出，而且法条文本中的“应当”，也是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证据标准适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移送审查阶段证据标准具有高度倾向的客观属性。（3）提起公诉阶段，刑诉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7]在司法案件适用程序的第三步，刑事证明标准的钟摆又再次摇向了相对的主观主义，“人民检察院认为”的条件设定和表达其实是体现出了一种主观推定和判断，“应当”被“认为”所替代，公诉比审查阶段的证明标准在法律表示上又有所降低。（4）在审判阶段，我国刑诉法第162条第1款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一条里并没有写是“应当”还是“认为”，但是，作为刑事司法程序的一般终结阶段，[18]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是客观标准”，[19]因此我们可以说，有罪判决的刑事证明标准比提起公诉的标准更加严格。同时还应当注意的一点是，此处规定的是“案件事实”，而公诉阶段使用的是“犯罪事实”，这两个范畴和标准也并不完全相同，从刑事法的角度来讲，犯罪事实即是指犯罪嫌疑人法益侵害行为成立和符合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而案件事实则是指被告人包括犯罪事实在内的与起诉案件相关的综合事实。无疑，这是对司法审判阶段刑事证明标准适用在质和量上的进一步提高，而且实质上也是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保障人权方面的程序和实体价值统一的体现和必然要求。
（二）司法适用中的问题和悖难
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立法层面对在不同诉讼阶段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规定确实体现出了一定的层次性和合理性的，但是，我国现行刑诉法设置的这一层次并没有与学理逻辑和司法实践做到了完全符合和统一，当前的问题就是：第一，从立法语言的角度来看，我国有法可依的刑事证明标准实际上就仅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12个字，刑事诉讼法立法规定过于笼统而不够精确清晰。第二，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学界及我们在前文中对于从立案到审判的诉讼阶段刑事证明标准适用的分析，实际上都是属于一种学理解释，即无权解释，呼吁和亟待立法或司法的有权解释对证明标准适用的规范明确和指导完善。第三，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对应于我国司法程序中的立案—移送审查—提起公诉—有罪判决四个阶段，当前的刑事证明标准实质上是一个低—高—较低—最高的走向和模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当前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证明标准忽高忽低，逻辑不一，并没有完全呈现出一个连贯递进的统一评价标准和顺序，层次混乱。
我们认为，当前立案和审判的刑事证明标准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出在“低”和“最高”中间的这个“高”和“较低”上，我们倡导一种自始至终由低到高的统一的递进式的逻辑层次。这里存在两个隐藏的逻辑陷阱和悖难：（1）在移送审查阶段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证明标准过高。“应当”“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绝对客观主义标准，实质上隐藏的逻辑前提是公安机关在刑事证明中肯定绝对不会犯错，这显然不甚科学，有待完善立法规定。（2）在提起公诉阶段对检察机关的刑事证明标准形同虚设。刑诉法第129条所规定的“应当”显然应当是包含了应然和实然的双重含义，因为刑诉是指导实践的程序法，如果其没有在现实中的实然的效果，那就是对法条的不尊重。那么在此情况下，作为移送审查司法后继程序的提起公诉，就面临着一个逻辑悖难，即公安机关在“应当”之下的刑事证明标准规制下，已经几乎将这一案件侦查和确认办成了客观性的“铁案”，那么，检察机关又应当在其中充当如何角色呢？刑诉法第141条规定的提起公诉的刑事证明标准是人民检察院主观性的“认为”，我们知道，主观来源于客观，物质决定意识，刑诉法中第141条跟随衔接第129条的隐含的逻辑前提和陷阱就是，检察机关必然要认同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申言之，如果依据现行法条规定的提起公诉的刑事证明标准，则检察机关应当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凡移送必起诉”，这显然也是与司法事实和适用现实不符合的，其出路仍在于完善立法。
（三）司法实践中不同诉讼阶段对证明标准的适用情况
不管立法规定与表述如何，司法机关在证明标准适用过程中，还是遵循渐进性的认识规律，体现了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如据资料显示，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在2007-2008年，共受理了公安机关批捕案件3064件4326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10120件13987人），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2920件4091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9701件13276人）；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3514件5022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11065件14536人），提起公诉案件3124件4396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10097件13552人），批捕、公诉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审结率为100%，起诉后有罪判决率为100%。对以上数据分析可知，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刑事案件起诉率，该院2003-2008年五年平均起诉率为91.25% , 2003-2006年三年平均起诉率为92.35%，而近两年的（2007-2008年）的年均起诉率则为88.90%。众所周知，起诉率的相对降低也就意味着对于公安机关移送案件不起诉率的逐年相对提高，这一数据分别为8.75%、 7.65％和11.10%，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对于证据审查要求的加强和刑事证明标准适用的事实提高，相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检察机关还是起到了应有的对案件过滤和把关更加严格的工作标准和业务要求的作用，体现出了主客观相统一下证明标准衔接性的深化和递进。
四、刑事证明标准司法适用的横向层次性
所谓证明标准的横向层次性，是指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对不同的犯罪乃至同一犯罪在定罪与量刑上的证明标准，事实上存在着的差异性与个别性。如前所述．我国当前刑诉法规定的刑事证明标准实质上只有一条，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刑事案件纷繁复杂，每一例都有其个别性和特殊性，因此，所谓的“确实、充分”只能是总体上的表述和最高目标，如果对所有案件毫无区别地适用最高标准，则必然因其不符合实际而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结合案件的特殊情况，考虑公正与效力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不同类型的案件的采用适度区分的证明标准是务实和明智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