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旋转门条款的反思与重构
闫 海
摘要：旋转门条款是对公务员离职后规定期限内从业予以禁止或限制，虽然具有预防期权腐败、防止公权力剩余资源的私有化等功能，但是影响公务员顺畅流动、侵害公务员职业自由等弊端也不应忽视，制度设计应予以全面地利益考量与平衡。《公务员法》第102条是我国旋转门条款发展的重要成果，但是存在较多缺失，亟待从规范体系建设、规制限度掌控、责任和追究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关键词：旋转门条款；公务员法；离职；从业限制
为保障及增进公益，公权力被创设并授予给政府。公务员作为公权力的代言者与执行人，应时刻以人民服务为宗旨，忠实、勤勉地依法行使公权力，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是，公务员具有双重身份，除行使公权力而代表公益外，作为个体还具有私权利及私益。避免公务员难以抵御公权力衍生的腐蚀性诱惑，将私益凌驾于公益之上甚至以公权力为追求私益的工具，必须对公务员的行为予以约束。伦理、法律内外两种机制的相互配合，创设规定、引导及监督公务员职业准则的基本框架，“伦理基础提供的是信念、前提、程序，以及指导行为的原则，而法律的主要目的则在于提供控制和限制活动的方式”。 [1]2005年《公务员法》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通过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不仅规定公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忠于职守，勤勉尽责；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等原则性义务，而且通过奖励、惩戒、辞职辞退及法律责任等具体规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行为规则体系。该规则体系约束公务员行为不限于在职期间，第102条还对公务员离职后规定期限内从业予以规范，即旋转门条款。令人遗憾，第102条实施效果不彰，乃至有些地方政府继续出台与之相悖的鼓励公务员辞职下海的政策。面对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亟待反思旋转门条款的立法意旨，借鉴域外相关立法经验，检讨当前立法的可行性、合理性与周延性，重构我国公务员离职后行为的规范。
旋转门条款的利益考量及平衡
法律是所有法律共同体中各种相互对峙且为得到承认而相互争斗的物质、民族、宗教和理论方面的利益的合力， [2]所谓良法乃是较好地协调各种利益及利益集团的平衡器。因此，立法者应首先条列法律所涉的各种利益，再依据公平正义原则对各种利益予以赋值，将价值优位的利益确定为法律的保障对象，并审慎界定价值位次的利益应予以让步的程度。而且，利益考量及平衡不是静止的，必须因应经济社会变化予以动态调整，才能维护法律为公平正义的化身。同样地，法律分析不应受制于立法者义正辞严地阐释，而是通过利益还原明晰法律的意旨。公务员职业准则由在职向离职后规定期限的延伸及规制，应符合相关利益考量及平衡的基本要求。
旋转门条款的立法意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第一，预防期权腐败。期权腐败是指，公务员放弃现权套现利的方式，转而将手中公权力作为一项无形资产进行“资本投资”，为自己预留“出路”，待离职后再套现“投资收益”的策略。作为传统腐败的“创新”，期权腐败的遮蔽性较强。首先，期权腐败非即时兑现，投桃报李的时间差掩盖以权谋私的因果关系；其次，期权腐败中的利益“反哺”表现形式是离职后公务员提供劳务的合法报酬，权钱交易的对价性不明显；最后，为避免“竹篮打水一场空”，远期承诺的有效性往往建立于沆瀣一气的攻守同盟基础之上，外部瓦解的难度较高。近年来，期权腐败呈现出滋长蔓延态势，加大反腐败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旋转门条款规制离职后公务员的从业，一定程度上发挥遏制期权腐败、维护公务员廉洁形象、增进公众对政府信赖等作用。第二，防止公权力剩余资源的私有化。公权力一般与公务员身份紧密联系，但是身份终结，公权力的光环不会立即褪去，权力运作惯性具有渗透力。公务员在职期间累积的行政关系网、官场人情链、职务影响以及获悉政府内部信息、竞争对手商业资讯等资源，“下海”后将直接转化为私益，一些 “高薪打工”、“红顶商人”的所得其实是这些剩余人脉或信息资源的私有化，形成对其他经营者的不公平竞争。以至于，有的公务员积极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离职后遥控公权力为己服务，保证“权力过期但不作废”。旋转门条款设定离职后的冻结期间，以切断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连接纽带，限制公权力效用的后续发挥。
虽然旋转门条款立法旨在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形象，防范利益冲突或输送等情形对公益的侵害，但是会附带产生一系列负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第一，影响公务员与外流动的顺畅。公务员的合理有序流动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是公务员队伍新陈代谢的基本途径之一，拓宽选人、用人渠道, 增强对多样化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有助于公务员队伍结构改善和水平提高；其次，打破公务员身份或职位的僵化束缚，能够产生较强地激励与约束作用，促进公务员提高素质、勤勉工作，增强政府组织的生机和活力，同时有利于公务员的换位思考，更好的服务于公益；再次，流动顺畅也方便公务员进行个人的职业生涯的规划与管理，促进自我发展和价值实现；最后，退路畅通能提高公务员抗压性，避免盲从或唯上，甚至能积极行使《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的抵抗权，保障宪法和法律执行。公务员流动包括内部流动和与外流动，后者是指公私部门之间的人员任职与离职往来。在西方国家，选举产生政务官，公私部门之间的人员互动比较频繁，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突破官僚制、建立企业型服务政府为核心，其中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突出政府雇佣关系的弹性化与开放性，市场模式认为公共部门的经验、价值与私人部门的不分轩轾，鼓励甚至要求门户开放，公私部门之间进行更多的人才流动。[3]旋转门条款规制公务员离职后从业，势必影响公务员员退出机制的顺畅，而出口的限缩又将削弱进口的吸引力，形成公私部门人力资源共享的制度障碍。第二，侵害公务员的职业自由。“职业自由是一种标准的选择自由”，“选择职业，乃是选择生计，也就是选择工作方式及内容，其目的则可能是获取生活所需的资源，或是求得自我实现，当然也可能两者兼顾”。[4]职业自由被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宪法、区域性人权条约及国际公约所承认，例如《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本盟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1997年我国签署《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正式生效，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职业自由是一项受国家尊重和保障的基本权利。旋转门条款限制公务员离职后对职业自由享有。
综上所述，离职公务员从业涉及诸多矛盾的利益关系，虽然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公益受到旋转门条款优先保护，但是其他利益的主张也应予以衡酌。旋转门条款应考量及平衡正负效应，即受限于下列原则：第一，比例原则审查。离职公务员的职业自由即使已表征为基本权利，亦不是绝对的，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公益追求及法律形式可加以限制，但是应止于必要的限度之内。旋转门条款除基于公益的目的必要性外，还应满足“绝对必要性”的判断，即由德国警察法发展而来，已经成为公法“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5]旋转门条款立法，首先应符合妥当性，即对离职公务员职业自由的规制措施必须确实地达到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目的；其次应符合必要性，即在所有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方式中，对公务员离职后从业应采取最少侵害的规制措施；最后应符合均衡性，公务员离职后从业的规制应与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公益目标之间取得均衡，不得杀鸡取卵。第二，动态博弈调整。旋转门条款的利益考量及平衡依附于特定的经济社会，必须因应场景不同或变迁予以适应性调整，因此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旋转门条款立法存在差异，即使同一国家或地区也应适应不同时期的利益博弈情况予以调整。例如，维护政府公正廉洁是一个庞大系统工程，随着诸如公权力运作透明性、问责性等腐败源头治理制度的建立健全，旋转门条款的意义逐渐减弱，依据比例原则应适时放宽对离职公务员从业的规制，而且旋转门条款应当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改革预留足够空间。
我国旋转门条款的沿革及现状
我国旋转门条款立法始于1993年国务院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73条规定，“国家公务员辞职后，二年内到与原机关有隶属关系的企业或者营利性的事业单位任职，须经原任免机关批准”。1995年人事部颁布《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暂行规定》第8条规定，“国家公务员辞职后，两年内到与原机关有隶属关系的国有企业或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工作的，须经原任免机关批准”。
随着我国法律共同体的生成，法律职业内交流日益频繁，但是法官、检察官的大规模下海从事律师业务，不仅影响司法队伍的健康发展，而且相互勾结的“人情案”、“关系案”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因此，法律职业立法率先对旋转门条款予以规定。1996年《律师法》第36条规定，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两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2001年、2007年《律师法》修正，该条始终保留。2001年修正《法官法》第17条第1、2款和《检察官法》第20条第1、2款规定，法官或检察官从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法官或检察官从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或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2005年《公务员法》是我国公务员管理工作科学化、法制化的里程碑，第102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由其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第388条第2款，“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将受贿罪主体延伸至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
党管干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事组织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政策文件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能够发挥事实约束力， 2000年旋转门条款开始成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中纪委五次全会提出“三年二不准”规定，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离职和退休三年内，不准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不准个人从事或代理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200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中办发[2004]13号，以下简称中办13号文），文件规定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应当符合辞职条件及履行辞职程序，并且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或提前退休后的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担任县级以上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以及具有审批、执法监督等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辞职，要按照上述精神从严管理。此外，文件根据有关规定再次重申，县级以上（含县级）党政机关不得采用停薪留职、带薪留职等方式鼓励领导干部离职离岗经商办企业。已出台此类政策的地方，应予以纠正，并采取妥善措施处理好相关问题。
有的地方党委出台贯彻上述党纪的具体实施办法，例如2005年浙江省纪委、省委组织部下发《浙江省贯彻实施〈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若干规定（试行）》（浙组[2005]22号，以下简称浙22号文件），意见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部门或者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及上列工作部门的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意见限制辞职后从业：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辞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地区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以及从事或代理经商办企业活动；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部门及内设机构的领导干部辞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行业管理部门的领导干部，辞职后从业范围以机关所管理的行业为限制范围。其中，“原任职务”包括现任职务和辞职前三年内担任过的其他党政领导职务；“原任职务管辖地区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主要是指在原任职务管辖地区注册并在该地从事经营性活动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或者在外地注册登记的、但在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内从事经营性活动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意见还对辞职后从业行为的监督提出要求，即提前退休的领导干部退休后三年内，每年年底应向其原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报告离职后的从业情况。原单位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应了解掌握提前退休干部的从业情况。辞去公职或提前退休的领导干部违反规定从业的，则依据《公务员法》第102条予以处罚。
我国旋转门条款的缺陷及改进
（一）旋转门条款的规范体系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以《公务员法》第102条为核心的旋转门条款规范体系，但是该体系内外较多?I格不入，亟待协调一致。
第一，旋转门条款立法与党纪的协调。2005年《公务员法》第102条与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73条差异较大，缺乏立法上承继关系，就内容而言，应当为中办13号文法制化的产物，这充分地反映党的政策对立法的先导与指引功能。虽然党纪可以不同于甚至严于法律规定，但是同样受利益均衡架构中比例原则的约束，尤其党纪需要借助法律手段得以实现时，党纪与立法之间应保持协调。中办13号文与第102条文字表述略有差异，内容区别不大，但是浙江省等一些地方党委相关文件在细化中办13号文的同时，又做出一些突破中办13号文及第102条的限制性及义务性规定，实施中产生较大争议。
第二，旋转门条款立法内部的协调。2005年《公务员法》是我国干部人事管理的第一部总章程性质的法律，第102条应是旋转门条款规范体系的基础规则。《公务员法》第2条规定，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一般认为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机关的工作人员等七大主体。不同主体对公务员授权内容迥异，即使行政机关公务员所行使的公权力也难以概括，相应地旋转门条款的平衡点应有所区别，适用第102条进行一刀切式规范显然缺乏合理性，应由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予以具体化或者针对特殊性加以特别规定。因此，第102条应为原则性或程序性规定，并通过特别立法授权，形成法制统一的旋转门规范体系。
第三，特殊公务员旋转门条款立法的协调。《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是目前关于特殊公务员仅有的旋转门条款立法，立法的正当性被《公务员法》第2条第2款所承认，“法官、检察官等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官法》、《检察官法》的有关规定基本一致，却同《律师法》大相径庭。其中，《律师法》第36条规定相当于《法官法》第17条第1款和《检察官法》第20条第1款，无“不得以律师身份”的限定语，规制更为严厉；《法官法》第17条第2款与《检察官法》第20条第2款则是《律师法》所未规定的内容，“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或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具有永久性涵义，规制未免过于严苛。三部法律相互冲突的条文都是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制定的，这反映部门立法主导下，不同利益团体对旋转门条款涉及利益考量及平衡的差异，而立法过程对差异协调不力，这应为其他特殊公务员旋转门条款立法所警惕。
（二）旋转门条款的规制限度
旋转门条款是对公务员离职后从业予以规制，规制限度是否合理主要取决于对象、内容及方式的安排，《公务员法》第102条规定存在不同程度问题，应加以改进：
天津市人民政府批转市体改委、市乡镇企业管理局拟定的天津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暂行办法的通知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人民政府批转市体改委、市乡镇企业管理局拟定的天津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暂行办法的通知
天津市人民政府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同意市体改委、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天津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暂行办法》，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化乡镇企业改革，规范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的组织和行为，促进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的发展，保护企业、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和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指以企业职工出资为主或者全部由企业职工出资构成企业法人财产，劳动合作，入股自愿，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企业法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集体经济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乡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以下简称股份合作制企业）。
第四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享有出资人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其全部资产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并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第五条 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依照本办法制定企业章程。
第六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可在其名称中标明“股份合作公司”字样。
企业因改制改变名称，办理变更登记后，应当依法向区县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乡镇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国家对乡镇企业的扶持政策。
第二章 设 立
第八条 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职工的股东不得少于5人；
（二）有规定限额的注册资本；
（三）有股东共同制定的企业章程；
（四）有企业的名称和规范的组织机构；
（五）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
（六）有生产或经营的主导产品。
第九条 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乡（镇）村自然人投资组建，也可由上述组织、自然人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法人联合投资组建。
第十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设立分为新建和改建两种。新建，是指由5名以上作为发起人，并按本办法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建，是指对原有企业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进行清产核资、明晰产权和资产评估确认后，按本办法改建为股份合作制企业。
第十一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企业名称和住所；
（二）企业类型；
（三）经营范围；
（四）注册资本；
（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限额；
（六）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七）股东和非股东在职员工的权利和义务；
（八）股权取得、转让的条件和程序；
（九）企业的组织机构及其产生的办法、职权、议事规则；
（十）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产生程序、任职期限及职权；
（十一）财务管理制度和利润分配办法；
（十二）企业和经营者审计制度；
（十三）企业的解散事由和清算办法；
（十四）企业章程修订程序；
（十五）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对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必须进行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作价，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办理。以工
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企业注册资本的20％，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第十三条 改建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须经过资产所有者同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并由企业向其上一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区县人民政府指定部门审核批准后，向企业登记机关办理设立登记。
第十四条 办理股份合作制企业设立登记，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报告；
（二）改制设立的审批文件；
（三）企业章程；
（四）验资报告；
（五）股东的姓名、住所；
（六）法定代表人的任职证明和身份证明；
（七）公证书（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本企业改建为股份合作制的决议或全体股东签署的协议书及股东大会通过的本企业章程）；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文件。
第十五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企业登记机关应当自接到股份合作制企业设立登记的申请之日起30日内核准登记，并发给企业营业执照。
第三章 产权界定
第十六条 资产评估。原有企业改建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应当由具有资产评估资格的机构对原企业现有资产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要经过出资人的认可和乡（镇）一级乡镇企业集体资产管理机构的确认，以确保企业资产的真实性；不吸纳本企业以外的法人股和自然人股的，可以清产核
资数据为准，由乡（镇）、村负责集体资产管理部门提供资信证明，经区县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审验确认，可不进行资产评估。
第十七条 产权界定。原有企业改建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应根据企业资产的不同来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的有关规定，本着以下原则界定产权：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设立的乡镇企业，其所有者权益属于设立该企业的全体农民集体所有；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企业、组织或个人共同投资设立的乡镇企业，其所有者权益按照出资份额分别属于各投资者所有；
（三）农民合伙或单独投资设立的乡镇企业，其所有者权益属于投资者所有；
（四）对于国家减免税形成的资产，包括以税还贷、税前还贷和各种减免税金形成的所有者权益，1993年6月30日前形成的，其产权归劳动者集体所有，1993年7月1日后形成的，国家对其规定了专门用途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按集体企业各投资者所拥有财产（含劳
动积累）的比例确定权属；
（五）对于完全由个人出资，但注册为集体所有制性质，挂乡村集体企业的牌子，由此享受到贷款息差、各种提留、税收减免和乡（镇）、村无形资产所形成的资产，界定为乡（镇）、村集体所有；
（六）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其产权归无形资产所有者所有。
第十八条 企业资产所有权的界定，应由企业资产所有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本办法产权界定的原则，会同乡（镇）、村负责乡镇企业的集体资产管理的部门认定，并报区县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第四章 股权设置及转让
第十九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权设置原则上可分为乡（镇），村集体股，职工共享股，个人股、社会法人股。
（一）乡（镇）、村集体股为乡（镇）、村范围内劳动群众共同拥有的财产投资形成的股份，其来源包括集体经济组织的投资，土地使用权投资，国家、地方政府、社会无偿扶持的资产，企业产权界定为乡（镇）、村集体的资产等，其股权由该乡（镇）、村范围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二）职工共享股是指在集体经济组织投入的基础上，通过企业职工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并通过产权界定形成的股份。其股权为在职职工共同享有。
（三）个人股是指本企业职工和本企业以外的个人投资入股形成的股份，其股权由该个人所有。
（四）社会法人股是指企业以外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和其他经济组织投资入股所形成的股份，其股权由该法人所有。
第二十条 本企业职工个人股、职工共享股、乡（镇）村集体股设为普通股；企业吸收的法人股和企业以外的自然人股，可以设置为优先股。优先股按股份取得股利，不参与企业管理。企业章程应对普通股、优先股的权益作出具体规定。
第二十一条 乡镇企业改建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特别规定。
（一）乡镇集体企业改建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界定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可以作为借入的资产，由改建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按规定向投资主体缴纳资产占用费，资产占用费费率由乡村集体资产管理部门与经营者协商确定，并依法公证。
（二）改建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以不流失集体资产和不损害集体利益的原则为准，须经原企业资产所有者同意，可以将企业净资产的一定比例（最高不得超过45％）划为企业职工共享资产作为职工共享股。
（三）企业职工共享资产归企业职工共同所有，职工不得提取、继承和赠予。职工离开企业时，其股权自行终止。
（四）个人现金入股部分属该个人所有，有转让、继承等权利。
第二十二条 职工入股的比例、限额。
（一）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个人股的股本金总额在总股本中应占大多数；
（二）新建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个人入股的限额由企业章程规定；
（三）改建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个人入股股金的最低限额一般不低于改建前上一年度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总额。
第二十三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外个人持股总额不得超过企业股本总额的20％，法人持股总额不得超过企业股本总额的30％。
第二十四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者集体持股的限额由企业股东大会决定。
第二十五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发行股票，由企业向股东出具股权证，作为股东出资的凭证和取得股利的依据。股权证由区县体改部门会同区县乡镇企业主管部门统一制作管理。
股权证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企业名称；
（二）企业法定代表人姓名；
（三）企业注册资本；
（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
（五）股权证编号和核发日期。
股权证由股份合作制企业加盖公章。
第二十六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设立后，股东所持股份不得退股。职工股东离开企业时，其股权可列为优先股或在内部转让，具体办法由企业章程规定。
第二十七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可以依法转让股权，企业股东（包括非股东职工）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受让权。具体办法由企业依据本办法在企业章程中规定。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任职期间和离开本企业后的一年内，其所持股权不得转让。
第二十八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应当设置股东名册，并记载下列事项：
（一）企业名称；
（二）企业法定代表人姓名；
（三）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四）股东的出资额；
（五）出资证明书编号。
第五章 管理体制
第二十九条 股东大会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企业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董事，并决定其报酬事项；
（三）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并决定其报酬事项；
（四）审议批准董事会或者法定代表人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六）审议批准企业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七）审议批准企业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八）对企业增加、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合并、分立、破产、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
（九）修改企业章程；
（十）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
（十一）企业章程未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三十条 股东大会由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召集。企业法定代表人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15日以前或者企业章程规定的时间内负责将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全体股东。
股东大会分为定期和临时两种。定期股东大会应当按照企业章程的规定按时召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持有控股权的股东请求时；
（二）60％以上的职工股东请求时；
（三）企业法定代表人认为必要时；
（四）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股东有权查阅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
第三十一条 股东大会的表决采用一人一票和一股一票结合的方式。股东大会对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项、和（四）至（七）项所列情形的，应当采用一人一票方式，作出的决议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半数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对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三）项和（八）至（十）项所列情形的，应当采用一股一票方式，作出的决议必须经持有三分之二以上股权的股东通过。
第三十二条 企业组织机构的设立。
（一）规模较大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设立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成员人数一般为3至13人，董事长为企业法定代表人。监事会成员人数由企业章程规定，其中职工股东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
（二）规模较小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经股东大会决定，可以不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只设立执行董事和执行监事。执行董事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第三十三条 改建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半数以上的股东通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必须达到股东数额的三分之二。
新建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产生方式，由企业章程规定。
第三十四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经营者，可以由董事会聘任，也可以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具体办法由企业章程规定。
第三十五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董事会、经理（厂长）、监事会的职权，可以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由企业章程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执行董事、执行监事的职权，由企业章程规定。
股份合作制企业董事会、经理（厂长）、监事会、执行董事的职权，不得与股东大会的职权相抵触。
第三十六条 董事的责任。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如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企业章程，致使企业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企业负赔偿责任。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免除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董事、执行董事、经理（厂长）、监事：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犯有贪污、贿赂、侵占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3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3年；
（三）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自该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3年。
股份合作制企业违反前款规定产生的董事、执行董事、经理（厂长）、监事为无效。
第三十八条 董事、执行董事、经理（厂长）、监事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本企业有竞争关系的业务，不得从事损害本企业利益的活动。
第三十九条 董事、执行董事、经理（厂长）、监事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企业章程规定，给本企业、股东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财务会计制度和收益分配
第四十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应当依照《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建立本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
第四十一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应在本会计年度终了时制作本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并于召开股东大会的20日前置备于企业，供股东、董事会、监事会查阅。
第四十二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税后利润应当按下列顺序分配：
（一）依法按一定比例提取支援农业和农村社会性支出；
（二）被没收财物损失和因违反税法规定的滞纳金和罚款；
（三）弥补企业亏损；
（四）按照税后利润扣除前三项后的10％列入法定公积金，当法定公积金达到注册资本50％时可不再提取；
（五）提取利润的10％列入法定公益金；
（六）经股东大会决议可提取任意公积金；
（七）按股分红。
第四十三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公积金主要用于弥补亏损、扩大生产经营或者转增企业资本。
法定公积金转为企业资本金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注册资本的25％。
第四十四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定公益金，主要用于本企业职工的集体福利，用于企业的集体事业发展。
第四十五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实行按股分红，经股东大会同意，可从职工共享股分红中提取一部分按劳分红，用于奖励对企业有特殊贡献的职工。
第四十六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按股分红不得超过本金的25％，超过部分可用其扩股，也可用于职工的保险和福利事业。
第七章 合并、分立、破产、解散和清算
第四十七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合并或者分立，应当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通知债权人。原企业的债权、债务由合并或者分立后的企业承担。
第四十八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依法宣告破产的，由人民法院依照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成立清算组，对企业进行破产清算。
第四十九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解散：
（一）企业章程规定的营业期满或者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
（二）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三）因企业违法而被撤销。
第五十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按照本办法规定解散的，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成立清算组，做好清产和清偿各种债务的工作。
第五十一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按规定清算结束后，经具有资质评估资格的单位确认后，再报原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企业登记，并向区县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设立的乡镇股份合作制企业和在本办法施行前设立并按本办法规范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按照集体企业对待。
第五十三条 各区县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有关配套政策和鼓励措施，积极解决股份合作制企业设立中遇到的问题，促进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健康发展。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下发后，凡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一律按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会同市乡镇企业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六条 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1998年3月21日
